“鱼与熊掌”之论出自《孟子・告子上》第十章，孟子以“鱼与熊掌”类比论证生命存在与道德应当之关系，提出“舍生取义”的主张。阐述了义重于利、义重于生的观点，劝导人们辨别义和利孰轻孰重，热情地赞美了“舍生取义”的精神。

孔子曾提出“杀身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发展了孔子“杀身成仁”的道德至上论。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循序渐进，他从日常生活小事说起，“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故取更美味的熊掌，然后转入对人生价值的讨论。“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当二者不能兼得时取更有价值的义。在这里，孟子运用了比喻，以鱼喻生，以熊掌喻义，从口腹之欲自然过渡到人生价值的讨论上。

孟子认为，“生亦我所欲”，然而“欲有甚于生者”是义；“死亦我所恶”，然而“恶有甚于死者”是不义。生死对每个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义”才是做事选择的标准。义重于生也是孟子“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指出，“舍生取义”是人的本心，所以，人们在生与义不能得兼时，宁可取义，也不愿苟且偷生；在死和不义不能同时避开时，宁可赴死，也不愿躬行不义。世人的行为有贤与不肖、义与不义的区别，是因为贤者能坚持舍生取义，一般人则因环境的改变，而“失其本心”。

孟子的“舍生取义”观点，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凸显了儒家勇于担当的“大丈夫”本色。《孟子·滕文公下》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与此章交相辉映。孟子“舍生取义”的“大丈夫”形象，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为我”“贵生”思想以及社会出现的“唯利是图”“苟且偷生”现象相比，立显崇高而伟大。

孟子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都体现出儒者对历史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命的责任感，两千多年来，曾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正义和理想为了公正与公平，为了自己与他人，更为了民族的进步，前仆后继，奋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