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兼谈中国传统哲学在新时代的合理应用

作者：杨磊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上，不知诸位同好有没有发现，不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或者从国外引进的佛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缺少，甚至没有对其基本概念的具体描述。也就是说，对于许多基本概念，在这些哲学的理论里面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比如说道家所谓的“道”，在《道德经》里面的定义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样的定义，有几个人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呢？还有儒家所提倡的“中庸”，孔子在论语里只以“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语轻轻带过，你能从中体会“中庸”是什么意思么？就是在其孙子思所作的《中庸》里面，开篇也只是提到“中和”，谁知道这个“中和”与孔子的“中庸”是什么关系，反正斯人已殁，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再有就是佛家了，在《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语，六祖一听，顿时超凡入圣，他到底从里面理会到什么呢？《六祖坛经》里面并没有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都可以往生西方，把那极乐世界给挤爆咯！（^_^）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如此多的哲人，如此多的学派不约而同的采取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宣扬自己的学说呢？我们不妨从中国流传最为广泛，信徒最多的儒家思想中寻找答案。

在儒家思想的信徒中，有一句口号很流行，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它是儒家学者们公认的最为合理的一条人生道路。在《大学》里是这样介绍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很实在的一条递进的人生道路。只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么？且用事实说话。

先不说别人，就说孔夫子吧。他活到七十三岁，被鲁君尊为“国老”，修身的的功夫大家应该都认可吧！可是他却以过半百之龄周游列国，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虽有一干****相随，但儿孙之福是享不到的。这样能说他“齐家”了么？苏武牧羊，二十年不改归汉之心；嵇康打铁，飘飘然离凡尘之外；两者都是古时君子效仿的典范，但一个妻子改嫁，一个亡于小人之讥讽，遗下弱女幼子，二者都没能“齐家”，但是他们修身的功夫不够么？再有，汉武帝父子相残，唐太宗弑兄篡位，明成祖叔夺侄权，三个都是不“齐家”的典范，可是又各自独立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辉煌时代。不“齐家”便不能“治国”乎？三国时蜀相诸葛先生，有安邦定国之才，经天纬地之能，然六出祁山而不能，只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还有吴王孙权，鼎父兄之余烈，先烧曹军于赤壁；后败蜀汉于夷陵，守得一个好家业；此二人，非不能“治国”也，然其得“平天下”吁？！由以上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绝对没有如《大学》所说的那样，有着明确的递进关系；当然，这四者也不是全无关联，我们不妨把它们比作人生道路上的四个方向。

在中国古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使得他们对眼中的世界是这样的迷惑，总觉得自己周围充斥着一种不确定的因素，而鬼神概念就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体现。但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就逐渐的将这些不确定因素消灭了。最简单的例子——阿波罗登月成功，嫦娥奔月的神话就不攻自破了。在我们的传统哲学领域，也有这么一个神话，那就是“君权天授”。当然，在当时的那种客观条件下，这样的政治思想也是当时唯一合理的选择。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古时候的那些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人文领域，我们国家已经普遍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人民，再不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口中的“愚民”。因此，我们的政府也顺应这种客观条件变化的需要，大力推广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体系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三权分立。其中对权力的合理划分是与我们国人意识中固有的“君权天授”观念有着根本矛盾的。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与“三权分立”制度有关的任何理论，相反倒是有许多在君权独裁的条件下如何保全自己利益的论述。在这样的客观条件面前，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局面：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政府不断的颁发相关法令，推动“民主化”；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广大群众，却坚持旧有的封建君主独裁下的“愚忠”思想，对政府中的某些极端分子、腐败官员听之任之，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无理践踏也抱着能忍则忍的思想，而放弃自己手中应有的权力。这样，直接造成了中国“有法可依，有法不依”的局面，而且对于权力机关的放任也使得“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在中国泛滥。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要有所改变，就要求所有有志于中华复兴事业的华夏儿女共同努力，既要支持中央政府的法令推行，也要大力改造我们国人的固有思想。在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精神，合理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极其必要。

前面已经说过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客观的，逐层递进的关系。用西方的科学观点来看，它们是人文科学中相对独立的四个层面。也就是说，它们是我们个人发展的四个选择方向。以“修身”为例，在《论语》中与之最贴近的只有这么一句：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到了《大学》里面，又从“修己以敬”引申出“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在孔子的思想里修身是有双重的内涵的。一个是对己，所谓“修己以敬”。通过对自己身心的一种锻炼，从而具备一个学习先贤思想理论的基础，并进而成为“君子”。在这个含义上，《大学》的解释是正确的。再一个是对人。“修己以安人”，修养自己的身心作什么呢？“安人”，使身边的人能够从自己身上得到安全感（^_^），看到一种希望。什么希望呢？孔子又进一步的推论到“修己以安百姓”，并列举“尧、舜”以为例证。联系孔子一生的活动及其思想理论，我们不难推究出孔子的“修身”，是以“平天下”为最终目标的修身，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身心而修身。但是，由于《大学》中的忽略，后世腐儒的刻意曲解，“修身”被理解成推究身心健康的极至，并最终落入超脱死亡这个几乎可以算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梦想的死胡同里面。无疑的，这种想法是违背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本义的，使得其后世的许多所谓儒家门人在思想上接受了其他宗教的理论。比如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修身”作的最好的，应该是从印度泊来的佛家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其信徒中修成肉身舍利的（即死后尸体不坏）有相当多，比如笔者所在的乡下小镇，就传说有三座肉身舍利；而最为有名的是六祖金身，足足历千年而不腐，堪称人类奇迹。但是，虽然佛家哲学在“修身”上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作为它的信徒却必须要出家，因此，“齐家”是谈不上了；而在“治国”方面，更是一塌糊涂，其在印度的没落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有着与佛教类似的教规。基于这些原因，在宋、明时，虽然许多的腐儒都接受了佛教、道教等宗教的理论，但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儒生身份，明代黄绾所说颇值得玩味。他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由于上乘；伊川、晦庵皆由于下乘。”黄百家则更述周敦颐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及从东林常聪(总)禅师习静坐等事。周敦颐亦尝自称为“穷禅客”，这是见于二程及其****游定夫语录中的话。还有朱熹，据其自述，大概到四十三岁左右时，他仍未摆脱随时依据佛理的特征。他对道家哲学也是十分熟悉的，并且经常加以消化吸收，成为自己思想的表达力。比如他曾为道教经典《参同契》和《阴符经》作注释。在这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以及这些当时儒家思想领袖的推动，儒家的宗教化也就无可避免了。但这种僵化思想的宗教化趋势，是孔子等先秦大儒的本意么？愿诸位同道三思。

再说“齐家”，对于自己的家庭，中国人历来是极其重视的，有“家和万事兴”之说。而推崇“齐家”理论的孔孟儒学，自然就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哲学派系。孔子在《论语》中就有许多言论，如父母在不远游，父母亲人死后要守丧三年，孝悌是“仁”的根本表现；这些言论到了孟子的时候，他就更进一步的提出了“性善论”。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有段论证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不过，虽然孟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学者们都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可能中国的人太多了罢。他们无法一一的感化过去——至少在孔子的经历中就已经说明了这种努力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举动，所以，很多人的选择就是退求其次，把这种理论只在家中推行。在这些理论的滋养下，中国的家族势力空前的庞大；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切身体会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里，许多的村子里村民都只有一个或少数两三个姓；而且按家谱的推究，同姓的村民往往都可以找到相同的祖先。就笔者所在的小镇，两万多的人口共同的祖先只是七兄弟。在“性善论”等孔孟儒家思想的支持下，中国的家族有着空前的凝聚力。在家族的保护下，族人的权益都得到有力的保障；即使是面对变幻纷纭的战乱局势，他们也有着相当的自保能力。因此，在“齐家”这个领域，孔孟儒家思想是成功的。但是，当家族势力介入到“治国”领域时，弊端就出现了。由于少数家族把握了国内的政治主导权力，使得众多有能力的人才被排除在国家统治机关的权力中心之外，如晋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语。而长期占据国家的统治权力中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家族中成员的腐败，但是为了家族的利益，使得统治阶级又固执的保持已有的权力，限制那些有才能的所谓“庶族”的人才进入权力中心，这样国家统治中心对下面群众基础的控制能力就自然的被削弱了。自东汉灭亡以后，中国之所以长期处在分裂的状态，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家族利益与“治国”的矛盾。也由此可见，过度的强调“齐家”，对“治国”而言，实在是弊大于利啊！

就孔子的本意而言，“平天下”应该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其实就中国的传统“诸子百家”而言，所有与政治领域有关的学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就是“治国”.虽然最明确提出这个目标的是儒家的孔子，但是他的主张太过软弱，对变幻纷纭的局势缺乏必要的快刀斩乱麻的果敢勇气；因此，他毕生努力实践的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毕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也不能丢，怎么不叫他作事束手束脚？！其后，曾是儒家****的墨翟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是一个勇士，擅长许多战斗技能，也非常同情那些因为列国混战而深受其害的百姓。所以，他无法接受儒家的那些繁杂而又搀杂许多妥协的理论，索性自己纠合许多同道的志士一同为实现天下的和平努力。不过，也因为这样，使得他的学术思想缺少远见，无法有效的利用自己的力量，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很大，但是由于他的骨干成员大量的被无谓的争斗消耗掉，使得墨家的思想逐渐的变质了。自秦以后，墨家二字就永远的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在墨子以后，真正专心致力于“治国”理论的哲学家就只有儒家的两位大学者——孟子和荀子。

孟子，在宋朝以后的中国社会他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人，无比的威风。但是，在其当时社会里，他并没有这份荣耀。他曾经投奔魏国的梁惠王，后来又到了齐国齐宣王的政府中任客卿。应该客观的说，这两位君王在战国时期都不是无能之辈，在他们的统治下的魏国和齐国都迎来了在战国是最强盛的时期。但很可惜的是，孟子和这两位明君相处的都不是那么的融洽，虽然孟子买力的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成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读过《孟子》的人，不难发现在孟子的理论中，有这样的逻辑思想：天下要得到治理，必须推行仁政；要推行仁政，必须要依靠君王的良心发现（大意）；要让君王发现自己的良心，这是孟子的责任所在。大家在这里不难理解，孟子给自己的社会定位是一种类似于先知的角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作了真理的代言人。而他凭借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这种身份呢？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孔子的孙子的再传****这么一个所谓的儒家正统传人身份。笔者现在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种不知所云的儒家正统有什么说服力。就如堂吉轲德挑战风车一般，孟子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其理论的最大弱点所在是，孟子所期望的改革带有一种很强的理想性；也就是说他的改革只存在于他的脑海当中，没有制定一个基本的行动纲领，一切的现实努力就只冀望于君王的自觉。

荀子，是战国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大儒。按历史记载，他所生活的年代在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其间各个国家都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形势日趋明朗，各家学说也都充分的展示了各自的利弊，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荀子综合各家之长，对儒家旧有的思想进行恰当的发挥和改良也就成为了可能。他长期在当时的最著名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活动，后来又到楚国出任兰陵令，这些经历都极大的丰富了他的学术思想。而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的成就，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的学说的价值。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理论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荀子的思想中引进的；而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中客观地对战国时的百家思想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其中就没有对荀子有任何的微辞，一方面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另一方面也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大的漏洞。不过，由于荀子的理论客观上对全局的把握很强，其理论系统有着相当严密的逻辑性，所以他的信徒一般是作为实干家存在的;因此,在学术领域，他的学说影响甚微，但仍无损于其作为孔孟以后儒家思想最杰出的学者的地位，汉朝时将这三人合称“孔孟荀”。不过，自唐朝后，由于“理学”的发展，孔孟的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作为中国客观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的荀子则受到了以韩愈为首的一干唯心主义学者的批斥，从此被排挤出中国主流思想的行列。而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束了它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衰亡的脚步。

笔者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可以说是和迈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在我以及我周围的同龄人的经历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我以我出生的时代为荣，但又为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合理现象感到羞耻，于是，如何抑制中国已有的不合理现象并在最大限度抑制其蔓延成为我个人奋斗的目标。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法制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期，由于没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主流思想的推动，使得这种改革缺乏一个有力的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固执的保持自己旧有的思想观念，不思进取；而许多中国既得利益者死抱着自己已有的利益不放，抵制改革脚步的前进。在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面前，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就觉得既然中国的内部矛盾重重，那么何不改变一下外部环境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中国加快其加入WTO的步伐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但是，光光改变外部环境还是很不够的，我们人民也要重新反思我们原有的思想观念。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任何故步自封的打算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中国的儒家思想流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是到了一个全面反思的时候了。笔者愿以此文作为我努力的开始，也希望诸位有此志向的同道不吝赐教，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尽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