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鸭窠围的夜》赏析
《鸭窠围的夜》是《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名篇，是沈从文散文代表作。1934年沈从文回乡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和张兆和商定写信报告旅途的情况，这些书信后来结集为《湘行书简》，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正是根据这些书简写成的。
《湘行散记》表面看来是回乡的游记，但作家着重表现了湘西的历史与未来，以及当前现实的湘西与作家创作中构筑的审美理想的湘西的碰撞，已经带上文化反思的意味，沈从文藉散文自由、灵活地抒发心曲。而《鸭窠围的夜》是作家在夜泊鸭窠围这个静谧的夜晚把心曲吐露的更为真挚、优美、感人，是整个散文集中最为动人的篇章。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个篇章，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篇文章的时态和沈从文对水手和吊脚楼妓女的态度，这是理解这篇文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发现羊叫和湘西世界内在的联系，才能进一步刺探到作家隐秘的感情和心理。
一、沈从文对“过去”的眷恋
沈从文最好的文章都是写水上的文字，《鸭窠围的夜》亦不例外。他自己说：“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1](P44)沈从文正是通过对他熟悉的辰河流域的出色描写，为现代文学开拓出了一片神奇的湘西世界。
为了深入理解这篇文章，我们必须弄明白文章的时态。文章主要写作者夜泊鸭窠围的所见所感，这是“现在”时态。夜本是寂静的、黑暗的、单调的，然而作家笔下的鸭窠围的夜却是灯火辉映、充满了人物活动、有着音乐般和谐丰富多彩的夜，这是凭“现在”时态根本没法完成的，所以作家运用了想象，运用了自己过去的经验甚至亲身经历。文章中沈从文明白地写下：“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2](P450)所以在《鸭窠围的夜》中，与其说沈从文描写的是“现在”，不如说描写的是“过去”，写的是活在十多年前十几岁的沈从文记忆中的“鸭窠围的夜”。沈从文14岁厕身行伍，浪迹于湘川黔边境地区，可以说对辰河流域的人和物了如指掌，这些经历成为他以后创作的基本素材、用之不尽的宝藏。
赵园也发现了沈从文创作的时态问题，她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沈从文的湘西诸作一般不强调时态，“即使叙述中指明了‘现时态’，这‘现在’也像一种凝固的时间，它把‘过去’包含在自己之中，却拒绝接纳‘未来’。”[1](P522)为什么拒绝接纳未来？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给出了答案：“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1](P56) “民国二十三年”是1934年，也就是沈从文这次回乡探亲真实的所见所感。
但是在《鸭窠围的夜》中作家着重表现的不是这种“堕落”，而是蕴蓄了“抒情诗气分”的美，这种美是存活在作家的记忆里——甚至还可以说并非真的是记忆，而是想象和创造，是沈从文虚构出来的一个世外桃源、一曲乡村牧歌，一首爱与美的赞美诗。文章中有大量的动词可以为证，如“想象”、“仿佛看到”、“估计”、“明白”等，这些词表明了作家所写的夜有很多是推测、想象和演绎的。
正因为现实是一种“堕落”的趋势，所以沈从文拒绝接纳“未来”，拒绝现代文明带给湘西的负面影响。但作家为了表现湘西的自然美、人情美和人性美，所以不得不去记忆的宝库挖掘“过去”的矿藏，因而鸭窠围的夜是沈从文用想象和过去的经验虚构出来的。
二、沈从文对水手和妓女的三重态度
沈从文对水手和吊脚楼妓女的态度不同于一般的作家，而理解沈从文对他们的态度又是理解这篇散文的关键。概括说来，沈从文对他们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发生在辰河边“多情的水手”和“多情的妇人”之间不过是原始的嫖客与妓女的钱色交易，在常人看来应该是进行批判的丑恶，然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平常自然，就像常人饮水吃饭。妇人和水手的对话犹在耳边：“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2](P448)这场对话真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平常男女的琐言碎语，经沈从文天才的捕捉，便充满了诗意。他的弟子汪曾祺评论道：“真是如闻其声。这样的河上、河下喊叫着的对话，我好像在别一处也曾听到过。这是一些多么平常琐碎的话呀，然而这就是人世的生活。”[3](P186)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常自然的，这是沈从文的第一重态度。
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作家不同，沈从文不是以启蒙者自居来审视或同情他笔下的人物，而是把自己置身于底层弱势群体之中。“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从常德府捎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画图！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相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的农人生活动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2](P450)所以，沈从文在描写他们的悲哀与欢乐时身同感受，平等是沈从文对待他们的第二重态度。
沈从文说：“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即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为可信。”[4]（P13）沈从文甚至赞美水手和吊脚楼妇人，认为“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 [2](P466)。沈从文对于社会宝塔底层挣扎而生命顽强一类人物怀着“近于基督的悲悯”，他就像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同时也照亮了这些人物身上所蕴涵的诗意。赞美是沈从文对待他们的第三重态度。
沈从文之所以为他们披上神圣的光辉，这是源于作家独特的历史观照。在他写给张兆和的书信中认为，我们平常所读到的历史是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相互杀戮的历史，这是一部“最笨的人相斫相杀”的历史，它忽略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而在这些人的身上也存在着可敬的庄严、挣扎的努力和生命的高贵，是值得赞美的。[5](P62)
水手和吊脚楼妓女之关系当然存在丑恶的一面，但沈从文却把目光聚焦在美好的一面，这是他独特的选择。沈从文说：“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6](P77)沈从文在看待这些男女时正是用的“艺术家的感情”，所以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眼光选择。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P54)其目的是“从一个乡下人（笔者注：沈从文经常以乡下人自称、自居）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1](P55)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中华民族自强自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多数的作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文明，激烈地批判封建主义，比如鲁迅。但来自“乡下”的沈从文却与众不同，他往往对现代文明持批判的态度，比如他的都市小说，他把目光投向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世界，企图在那些青年男女身上发现保存在中华民族肌体中健康的因子。他对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描写，目的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1](P58)，从而振奋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相知莫如其弟子汪曾祺，他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说：“沈先生常在水边，逝者如斯，他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历史’。他想的是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他的散文不是晋人的山水诗，不是要引人消沉出世，而是要人振作进取。”[3](P179)汪曾祺抓住了他老师作品的三昧。而这也是沈从文创作湘西诸作的良苦用心。只有明白了这些，我们才不会对沈从文对水手和妓女的赞美态度感到奇怪。
三、羊叫的象征
《鸭窠围的夜》中的羊叫，一直回响在耳边：“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这匹羊的叫声愈是固执柔和，愈使人忧郁，仿佛一个击中了读者心灵的音符，在心头萦绕不已。“此后固执而又柔和的声音，将在我耳边永远不会消失。”这真是沈从文的一个神来之笔。更为要命的是“这小畜生是为了过年而赶来应在这个地方死去的”[2](P448)，最多还能活十天八天。这匹小羊这样叫着，而它的母亲因寻不见孩子一定也这样“固执而又柔和”地叫着。沈从文先生真是有一种“近于基督的悲悯”，对于一匹羊尚且如此，何况对于蕴涵着“乡土抒情诗”的青年男女。
羊叫在文中出现了三次，是夜曲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音符，化成了全篇的象征。沈从文在八十年代初为戴乃迭翻译他的英文作品集《湘西散记》的序言中写道：“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像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行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1](P145—146)这匹羊的生命即将结束，平凡男女这种卑微的生活也难维持下去，这正是沈从文触到的“一点东西”——美之生命的消逝，所以“心里软和得很”。
青年男女平凡卑微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宣告了湘西世界的终结。而湘西投注了沈从文几乎一生的热诚、感情和艺术才能，已经从一个现实存在变成了艺术世界，甚至成为爱与美的理想。所以湘西世界的破灭，代表这沈从文理想的破灭，他有一种幻灭感。这种情感在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中也出现过，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说：“《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3](P217)但在《鸭窠围的夜》中还没有正面表现，只是一种沉痛的隐忧，而到了长篇小说《长河》才有正面的表现，这时的沈从文已是沉痛的哀号了。
湘西受到一种巨大的势能的摧毁以及社会变化中出现的一种“堕落趋势”，辰河流域的这种“变”，是作者内心最大的“沉痛和隐忧”。“大约到午夜十二点，水面上却起了另外一种声音……像是一个有魔力的歌唱，单纯到不可比方，也便是那种固执的单调，以及单调的延长，使一个身临其境的人，想用一组文字去捕捉那点声音，以及捕捉在那长潭深夜一个人为那声音所迷惑时节的心情，实近于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2](P452)作者在这里突出声音的一个关键词——“单调”。
沈先生不得不走出船舱看个究竟，原来是渔人捕鱼：“河面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原来日里隐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静悄悄的下了拦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出水面的铁兜，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用木棒槌有节奏的敲着船舷各处漂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惊走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这是沈从文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写的渔人捕鱼的场景。沈从文弄明白了后，回到舱中，依然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展开了心中的感想：“我所看到的仿佛是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那声音，那火光，都近于原始人类的战争，把我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2](P452)这种单调、原始人与自然的战争，正是辰河流域的“常”，沈从文“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P59)辰河流域的“常”与“变”是沈从文创作的基本模式与主题。
沈从文在《〈湘西散记〉序》中说：“（《湘行散记》）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1](P144)以我们所讨论的《鸭窠围的夜》来看，信然。
四、小结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P50)“人性”有善有恶，自古就有“性善论”和“性恶论”两派哲学的斗争。有的作家着重表现“性恶”，比如张爱玲，但沈从文在湘西诸作着重表现“性善”（而在都市诸作则着重表现“性恶”）。所以沈从文的“人性”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善良、热情、诚实、朴素、雄强，这些都是美好的品质，当然不应该随着现代文明而消失，因而它具有永恒的魅力，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沈从文《鸭窠围的夜》正是通过对水手和吊脚楼妓女人性美的描写，使这个夜晚更加美丽迷人。一个漫长、寂寥、寒冷的夜，经沈从文的描绘、渲染、想象、点化，火光与杂声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个圣境”[2](P459)，成为一首优美的小夜曲。“人性”之光的点点灯火永远闪烁，温暖着寒夜中人们的心房。《鸭窠围的夜》是人类永恒的夜，它以不可言说的魅力将人们带入一个神圣而高远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