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归化与异化概念由美国学者L.Venuti于1995年提出，其基础可追溯到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在1813年的论述。Schleiermacher在其论文中深入讨论了翻译与理解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提出了两种翻译策略：一种是让读者接近作者的原语境（异化），另一种是让作者的语言接近读者（归化）。异化策略旨在保留原文本的异国风情，而归化则侧重于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习惯。

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大多数时间以归化为主，仅在“五四”运动后的十几年里，异化策略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到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开始重新审视异化和归化的使用，异化策略逐渐受到更多重视。

归化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方法，让外语文本适应译语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引导原作者的作品进入译语文化。这种方法要求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同时也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使译文更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将英文成语“Love me, love my dog”译为中文“爱屋及乌”，就是一种归化翻译。

相对地，异化策略则是在文化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带入原文的情境中。异化翻译的核心在于保留原文的“异质因素”，包括异国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独特的写作风格。例如，将“ballet”译为“芭蕾舞”，“cigar”译为“雪茄”，以及保留“卡拉OK”这一日本原产的娱乐方式的原名，都是异化翻译的例子。

在词语层面，异化翻译可以体现在对特定文化含义的词汇翻译上，如将“crocodile tears”译为“鳄鱼的眼泪”，“an olive branch”译为“橄榄枝”等。在句子结构层面，著名的翻译家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就运用了异化策略，引入了“欧化句式”，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中，将波洛涅斯的原话“你讲的话完全像是一个不曾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不懂事的女孩子。”进行了相应的异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