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蒲松龄：妙诗讽贪官

清代，有一位侍郎名叫毕际，他邀请《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和一位尚书到他家做客。宴席上，尚书提议饮酒对诗，要求三字同头，三字同旁，韵脚不限。作为东道主的毕际首先咏道：“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沽清酒；今日幸会左右友，聊表寸告饥渣心沽清酒。”蒲松龄巧妙地将宴席上的情况咏入诗中。尚书是个贪官，他接着咏道：“三字同头官宦家，三字同旁绸缎纱；若非朝廷官宦家，谁人能穿绸缎纱？”其诗大有盛气凌人之势。蒲松龄沉思片刻，高声吟道：“三字同头哭骂咒，三字同旁狼狐狗；山野声声哭骂咒，只因条条狼狐狗！”诗中用“哭骂咒”反映了劳苦人民的一片怨言，用“狼狐狗”来影射像尚书这样的贪官。

2. 苏东坡：丹心要学月月红

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担任徐州知府时，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执法严明著称，受到徐州百姓的称道和传颂。至今徐州城乡还流传着他不少的佳话。苏东坡五十岁的时候，家人要为其祝寿，苏东坡一再制止，并嘱咐家人不准宣扬。谁料，寿辰这一天，来了一个送礼人，双手抱着一盆盛开的月季花，家人便问：“请问尊姓大名，有何事？”来者说：“我叫赵钱孙李，来祝寿的。”家人听罢，奇怪地笑道：“那有这样的名字呢？”来者说：“我本姓赵，右邻姓钱，左邻姓孙，对门姓李，知府大人今年五十大寿，大家推荐我送一盆月月红，给知府大人做寿礼。”家人听后，知是百姓心意，本想收下，但大人从不收礼，只好叫来者说出理由，那人思忖片刻，道出：“花开花落无间断，春去春来不相关。但愿大人常康健，勤为百姓除赃官。”家人把诗写在纸上，叫仆人把诗送给苏东坡看，让他来处理此事。不一会苏东坡出来，亲自收下那盆月季花，笑着咏诗道：“赵钱孙李张王陈，好花一盆黎民情。一日三餐抚心问，丹心要学月月红。”

3. 包拯：嫉恶如仇，铁面冰心

包拯，字希仁，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少年时，包拯就勤奋好学，“不为戏狎”；成年后，他十分注意砥砺名节，立志做一个有所作为和情操高尚的人。宋仁宗天圣五年，未到而立之年的包拯就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出知建昌、天长县，累迁端州知州、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卒于枢密副使。他为官二十多年，严于律己，以铁面无私，执法不避亲党著称，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清官，赢得了历代官民的敬重。生活在朝政腐败、贿赂公行时代的包拯，却十分讲求为官清廉，即使稍不检点的行为，也不能为他所容。包拯在做御史中丞时，曾连续弹劾了两位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他们在朝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张方平在执掌三司使大权时，有一个开酒坊的富翁刘保衡，因拖欠官府小麦，折合一百多万钱，借贷无着，只有变卖家产，以偿债务。这时，张方平便廉价收购了刘家的宅院。这桩不名誉的事被包拯知道后，上奏仁宗，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务，贬为滁州知州。新任三司使宋祁，上任前在四川做知州，那时名声就不好，他终日游宴，生活异常豪奢。他代张方平出任三司使不久，就在包拯等台谏官员的一片“交劾”声中，被贬为郑州知州。宋仁宗在连罢两任三司使后，深感需要由一个能廉洁自律的人执掌三司。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可是，“命下之日，外议喧然”，许多大臣都不理解，以为这样会有“取而代之”之嫌，就连曾经极力举荐过包拯的欧阳修，也认为包拯这种做法有“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的味道，是“罚已重矣，又贪其富”，做得太过分了。然而，包拯并未因此退却，他毅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且一改旧肢搜制，使“民得无扰”，旋被正式任命为三司使。后官拜枢密副袜悄使，再迁礼部侍郎，但辞而不受。包拯为人，“天姿峭直”，从不会装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取悦于人。他嫉恶如仇，执法不避亲党，所有故旧、亲朋的请托，都被他一概拒绝。他更珍视自身的廉洁，虽贵为朝廷重臣，“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最痛恨贪赃枉法的人，曾作遗嘱道：“后世子孙中若有做官的犯了赃罪，生前不得让其进家门，死后也不许葬入包家的坟地。如不遵守我的遗训，就不能算我的子孙。”

4.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渗透着诗人的满腔热血，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情操，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这位诗人就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于谦。于谦曾作《小像自赞》，说自己“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居不求逸，衣弗择故新。”性僻即性情刚正不阿。于谦认为名节是人最可宝贵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复何求”。他认为金钱会使人败坏，凡是贪图钱财之人，都会“千载遗腥臊”，“国法纵未及，公议安所逃”。因此，“大节还须咬菜根”，要清心寡欲，生活简朴。他一生正是一丝不苟地这样要求自己，即使身居高官，也从未丝毫放纵。他曾做《北风吹》诗说：“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勉励自己要像柏树一样不畏风暴冰霜，自持节操，经得起任何磨难。

5. 李九我：策马“三鞭”建相府

明朝万历年间，泉州府晋江县出了一个宰相，名叫李廷机，号九我，民间称他李相国。李九我少时家贫，长成后，以教书糊口，生活十分清苦。后来中了高魁，做了宰相，正直不阿，操守廉洁，生活仍如一介寒士。交游或有馈赠，一概谢绝。民间传说，他做宰相后，皇帝钦赐他在家乡建造一座相府。诏书上说让他骑马加鞭3次，以所及之地为相府建造范围。不难想象，这当是一座十分宏大的府第。李相国谢了圣恩，接过圣旨，送走钦差，回到书房。家人见他面容忧戚，寝食不安，坐卧不宁，不知何故。原来这位相爷接奉圣旨之后，反复寻思：如果遵旨建造相府，必然要占用大片民田，苦了百姓，必定会招致民怨，他日难免贻累子孙后代。念自己少时家中贫苦，与穷苦乡亲和睦相处，也曾相濡以沫，后来在朝做官，一心想着君国大事，未曾为家乡父老做过好事，如今怎能为了建造相府，贻害家乡百姓！但是，圣旨已下，不容违忤，如果不遵旨而行，就有欺君之罪！真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他为此日夜焦虑，苦无两全之策。

6. 魏征：官至卿相，身居陋室

魏征，唐太宗李世民驾下的名臣。他不但以勇于进谏、监察朝政而名垂青史，而且一生崇尚节俭，持身清廉。魏征前后向太宗进谏200多次，所提意见贯穿了一个主导精神，即“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贞观中后期，国家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开创初期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渐渐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