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