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高球是病死的，善终。 高俅 （?—1126）北宋末年人。初为苏轼小史（书僮）,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 （即徽宗）。宋徽宗即位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宋军政废弛。在施耐庵水浒传中对他有深刻刻画。高俅于靖康初病死。 以北宋晚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水浒传》里，朝廷中有一个殿前都太尉（掌管军事的高官）高俅，这是个令人憎恶的反派人物，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陷害宋江等人。虽然《水浒传》是小说，刻画出的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不能作为历史来看待。但空穴来风，显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生活于《水浒传》中的高俅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佑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高俅立过何种边功？史无记载，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 赵怀德叛宋事件实际上是西夏联合青唐当地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时间是崇宁四年初。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根据《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而高俅在崇宁四年的记录则是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此时高俅和刘仲武应该没搭上线。 大观二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总领全局，军事上的临时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自己的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成功。实际上这是利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贵啊！事后童贯大概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指标的就是老大刘锡。从这个角度看，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应该是在政和五年攻打西夏时建立的。 政和五年刘仲武率十万大军攻打西夏臧底河城，大败而回。用《宋史·夏国传》的话来说，就是“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而宋史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所以真有贿赂行为，那也是刘仲武干的。高俅估计也帮忙说了好话。搞不好高俅正是此战的监军。 也有人认为，如果高俅仅仅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这未免小看了高俅。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但是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