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王国维
众所周知,苏东坡和辛弃疾是宋朝并称的豪放派两大词人。他们豪放的作品,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都有开阔博大的气象,雄健豪放的意兴,汹涌澎湃的奔放之势……
但是,这两位词人豪放风格还是有各自特点的,关于这点,清代词学家王国维有一句很精炼的概括:“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也就是说,苏词主要表现为一种天趣独到的超逸旷达之怀,而辛词则着重表现为一种英雄豪杰、忠义愤发之气。我非常赞同王国维的评价。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谈这一差异。
一.东坡之词旷
诚如胡寅在《酒边词序》中所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苏东坡的大部分作品都充满了这样一种“逸怀浩气”。这就使得他的词表现出一种“旷味”。这种旷味在东坡词中具体表现为这样三个特点:
1. 壮阔的气象
东坡词在用语上极有气势,在造境上气象极为壮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些语句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奔放的气势,磅礴的气象,“大江”、“淘尽”、“千古”、“万里”、“卷”、“狂”等一些列词语就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壮阔的气象。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一传说,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这一特点。
2.“善处穷通”之观
东坡的逸怀浩气还表现在用情的态度上具有一种豁然超解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东坡善处穷通。东坡的善处穷通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A在人生的风吹雨打中能站稳脚跟,不被打倒的定力和持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态度,恰如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心境,这就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一种坚定的持守。正因为有此定力和持守,他才有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而没有“同行皆狼狈”之况。
B.在自己的心境中留有余裕,保持了一份化悲苦为乐趣的赏玩的意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泰然,怡然,正缘于此,既然在风雨兼程中没有马,那就退而求其次罢,既然只有竹杖芒鞋,那就想想它们的优越之处吧。在这种化悲苦为乐趣的赏玩的意兴之下,还有什么可畏惧和遗憾的呢?
C东坡有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眼光。他善于把自己放到整个宇宙和历史的大背景中,把个人的荣辱、成败与整个人类历史的盛衰兴亡联系起来。这样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就使得他不太计较个人的利害,不把他的悲慨看得很重。《水调歌头中秋》在表现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及伤离感别之情之后,能从中跳脱出来,就因为这个原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里,东坡已经把他个人的经历、感情放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及整个宇宙中来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尽管有政治理想徒然落空的悲哀,但他并没有像李后主那样从此沉溺于悲哀,相反地却因为他的通古今而观之的历史观而化解了这种悲哀:周郎固然风流有为,可最终不也被浪淘尽了吗?只落得个“人道是”这般无所谓了,何况自己呢?这样一来,他就不再被悲慨所羁,却显得很通脱了。
这三方面使得东坡的词具有一种豁然超解的特点,如同天风海雨,飘然而来,倏然而去。俨然具有“超乎尘垢之外的”的“神仙出世之姿”(《艺概》)。
3.“寄慨无端”之笔
东坡许多写于仕宦失意、流转外地时的词,表面看来,都很潇洒飘逸,超然旷达,然而其中却时而隐现出一种失意、流转之悲。“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其中就隐含了他内心深处的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悲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当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公瑾与壮志未酬“早生华发”的自己对比鲜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中蕴含的生命短暂无常与事物永恒的对比,同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有异曲同工之妙,蕴涵于其中的悲慨是可想而知的。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这是心酸的笑语,其中包含了多少苍凉悲慨之意啊!比起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知要凄惨多少倍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又是何其的心酸啊!这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要受多少次挫折和打击之后才有的绝望啊!
正是因为这些,所以尽管东坡词“多幽咽怨断之音”,但是因为东坡极少直露,表现得较为婉转,因而表面看开,都很潇洒飘逸,超然旷达。
二.稼轩之词豪
稼轩词豪主要表现为四个特点:
A.稼轩词充满了家国之忧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表现了他极其沉痛的家国之忧。试想想,远山是何其美啊,像美人头上的玉簪螺髻,但是给词人的感受更是触目伤心,因为这大好河山现在还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词人又是对“一松一竹”、“山鸟山花”都充满爱心的人,可想而知,他对山河破碎又是怎样的痛心。“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也是如此。“可堪回首”,也就是不忍回首,回想起来,令人多么痛苦啊!忘掉吧,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却还历历在目。这忧国忧民之情是多么深厚,多么强烈啊!
这种强烈的家国之忧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胸襟,感受到了稼轩不同于平常人的英雄之气。
B。稼轩词洋溢着高昂的建功之志
稼轩词中高昂的建功之志,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鼓动力量。“想当年,金勾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以看到词人对寄奴“气吞骄虏”雄壮气概的向往;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现了词人宝刀不老的报国雄心。这两句都是结句,在章法上构成的张力无形中就又增强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也表现了这一点。
C。稼轩词充斥着九死不悔的精神
稼轩怀着深切的家国之忧,激越的建功之志投奔南宋的,但他万没想到南渡以后的45年中,竟有20余年屡次三番地被罢居家,弃置不用!而且起用时也多是闲职!尽管如此,稼轩仍不自弃,一有起用的机会,他总会不失时机地备战备荒,为反攻收复失地做准备,处处表现出忧国忧民、有勇有谋的才干。这正和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陶渊明的“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稼轩高于屈原、陶渊明,因为屈原与陶渊明都为自己准备了一条“独善其身”的退路,屈原“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陶渊明“因植孤生松,敛翮遥来归”。稼轩与杜甫一样,“穷也兼济天下”,杜甫在自己不能安居时,心中却还想着天下寒士,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境界啊!稼轩也如此,在屡屡失意的情况下,仍不忘报国!
“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就巧妙的表现出了这一复杂的心理。前三句,似乎扫却“西北浮云”的“万里倚天长剑”已寻找无望,也就是报国无望,然而词人却又不甘就此绝望,就此罢休,所以才有后一句的挣扎、努力。另外,此首词中的“欲飞还敛”及“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或直言或借助于自然景象,也都表现了这样一种矢志不渝的抗金报国、收复失地的不死之心。“准拟佳期又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摸鱼儿更能消》),借美女的怨怀无托地写出了词人报国失志之慨,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词人“拟佳期”、“千金买相如赋”的执着。“休说鲈鱼堪脍”、“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浪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都表现了词人“九死不悔”的报国之心。
D。稼轩词较多英雄失志之悲
屡次被罢家居,闲置不用,对稼轩来说都是极其惨痛的。因而,稼轩词较多地是遏止不住的英雄失志之悲。东坡是“寄慨无端”,而稼轩却如江河汹涌澎湃。
“准拟佳期又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闲愁最苦”,多深的悲慨啊!
“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英雄失志之状跃然纸上,何等悲痛啊!“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字字滴血,催人泪下!
“壮岁旌旗拥万夫”,意气风发,真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之豪气!但是“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流年之悲在“好汉又提当年勇”的对照中,越发沉痛了。更有甚者,“不老的廉颇”却不得不“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其中的悲慨就非语言所能形容的了。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甚至,使得他对信念似乎也产生了怀疑——“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西江月潜兴》)
这种强烈的英雄失志之悲慨,更让我们觉得他是真正的英雄。
稼轩词中“家国之忧”、“建功之志”、“九死不悔的精神”和“英雄失志之悲”,使得稼轩词字里行间都透出英雄豪杰之气。
综上所说,东坡和稼轩的豪放风格确实存在着“旷”与“豪”的差别。
两大词人有这样的风格差别,与他们的家庭、生活阅历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坡出身于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幼年时,听母亲读讲《后汉书范谤传》的时候,向母亲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轼若为谤,母许之否乎?”这说明他已经有了忠义愤发、欲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怀抱,所以他才有为范谤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德节义所打动的问话。这种怀抱使得他在日后的宦海浮沉中,始终不盲从,不苟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志意,坚信“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始终把个人的得失、利害放在次要位置,从不沉溺于个人的悲哀之中。
而稼轩生长于一个忠义奋发的家庭之中。他的祖父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因南渡时未能脱身而仕于金,但他对民族耻辱却耿耿不忘。他经常带着稼轩等晚辈去观察地形,指划山河,鼓励稼轩等人寻找机会起义抗金。因而,少年时代的稼轩就有了忠义之心和建功之志。
据《宋史》的传记记载,苏轼幼年曾与僧人交往密切,受佛家思想影响很深。他长大后也仍然喜欢结交僧人,与佛印的交往就是一例。他读了《庄子》后,为之所动,曾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尽管是说他在写作上深受《庄子》的启迪,但老庄用以应付外物之变的“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的静而达,超旷而逍遥的精神持守,能不对东坡产生深刻的影响吗?另外,东坡生来就具有极强的、摄取各种事物的要义道理的能力。凡“闻古今成败”,都能“语其要”。这些生活阅历,促成了东坡通古今之变而观之的历史观和融天地、宇宙于一身的宇宙观,也就使得他始终能在艰险有换的境况中安然自处,始终能保持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从容。
而稼轩在投奔南宋之前,是他一生中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他投奔南宋之后,却屡屡失意,这对一个英雄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因而,使得他的词充满了英雄失志之悲。
东坡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当时尽管有一些内外危机,但是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的社会内容,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就较为平和,所以东坡的作品极少表现出家国之忧,而多表现个人的人生感悟和情绪,这就使得他的词显得较闲逸、静达。
稼轩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已沦陷于金人之手十几年了。作为一个自幼就有忠义之心和建功之志的热血男儿,天天看着家乡的骨肉同胞在异族占领者的统治下遭受煎熬,是无比惨痛的。这就使得他的词充满了浓厚而强烈的家国之忧。
可以这么说,不同的生活历练,造就了“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的不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