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

　[1]1968年9月，时值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正所谓“全国河山一片红”，于是，这个特殊的时刻给许多那些日子出生的孩子留下了终生的烙印，他们的名字要么含有“建”、要么含有个“红”，而我则是兼而有之。至于现在的名字还是在我升上初中时，自作主张硬性修改的。 后来我们这一代人拥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70年代开始接受教育，80年代有机会上大学，并且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喜爱上了一项激烈、勇敢的运动，它就是足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六八式。唯一的不同是大家彼此都有各自的轨迹，具体到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把

　刘建宏写真集(20张)当初的选择做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并且还有幸把最大的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 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读广播电视专业，1990年毕业。后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6年。1996年3月底转到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栏目工作。 很小的时候就想做个记者。虽然写作文的时候也曾煞有其事地忽而表示要当科学家，忽而又要参军卫国，但只有记者这个职业最具诱惑。所以高考报志愿，十个选择中新闻系就占去了八个。等到毕业才发现除了会点皮毛，别的竟然一窍不通。于是更铁了心端住“记者”这碗饭。原本以为足球只是个人的业余爱好，纯属雕虫小技，孰料机缘所至居然把工作与爱好混为一谈。转眼间四个赛季匆匆而过，忙碌之余偶有所得，体育之于生活就像是温度计，生活的热度如何一望可知，足球越深入人心，说明我们的社会越繁荣昌盛。明白了此中道理，仿佛人生、事业、都找到了支点，不禁欣欣然乐此不疲。

　刘建宏进京

　1995年底，张斌、韩乔生在上海参加了“足球工作会议”，感受到职业联赛的火暴，办一个足球专题节目的念头越来越强烈。1996年初，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的刘建宏跑到北京寻找新机会，他到中央电视台看望大学里的师弟张斌。

　艺术照(5张)　张斌说，中午去吃饭，我和同事要谈一个新节目，你也一起吧。饭桌上另外两个人是黄健翔和韩乔生。一顿午饭下来，张斌确定了《足球之夜》的口号和方向——球迷每周的节日。刘建宏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离开石家庄，到北京加盟《足球之夜》。

　刘建宏在大学里比张斌高一个年级，1986年，人大和复旦预见到电视的发展前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广播电视专业学生。刘建宏考上了人大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毕业之后分到石家庄电视台，干了6年，戏称除了没拍电视剧，电视行当里的一切都干了，包括当地春节晚会的主持人。

　他回忆1996年初要离开石家庄的心态：“那时候我穷困潦倒，不顺心，根本没有想过未来什么样，没有一件让自己干起来很兴奋的事情。我刚去石家庄电视台的时候，那里连导语的概念都没有，它给了我很多的发展空间。但我22岁进台，能看到我50岁或者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我决定从那里出来，到北京就是要寻求变化。我的朋友当时对我说：你到北京就是当孙子来了，谁都是你爷爷。你踏实干活就得了。我这次赌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农民背景”

　刘建宏总忘不了自己的“农民背景”，他说：“我是一个农民。

　主持《足球之夜》节目(12张)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但我们没有城市亲戚，亲戚都在村里。我从中国最穷的小村子到县城上学，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后来有一个词被用来框定那些从外省到北京、想打出一番天地的年轻人——“北漂”。今日功成名就的“刘甲B”淡然看待最初的艰辛，但偶尔，刘建宏会感觉到委屈：“中央台有规定，周六周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要填上你是哪个部门的，几点来的，这是一种侮辱。周六周日来加班都是临时工作人员，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人，平时就不该让他们进来。”

　刘建宏

　《你好，世界杯》

　2002年世界杯，刘建宏主持《你好，世界杯》，对韩国队的表演实在看不过去，话里话外语带讥讽。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里领导要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把他收进台里才好管。在体育频道工作6年之后，刘建宏算是台里的人了。

　金话筒奖

　2003年11月，刘建宏凭借前一年主持的《你好，世界杯》拿到了金话筒奖。在此之前，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还没有拿过金话筒。宋世雄老师拿的是荣誉奖，类似于终身成就奖。体育节目主持人拿奖少，是因为体育节目有自身特点，体育比赛无法预知，主持与解说大多是即兴的，没有稿子。到现在体育的解说员和评论员也没法和其他节目的主持人一起评比。

　生活照(16张)　刘建宏说起这个金话筒奖，颇有些《足球之夜》中深情的语气：“我认为这是给我们一代人的奖。其实从1995年，张斌、黄健翔就在电视上崭露头角，我是较晚才露面的。我拿奖有运气的成分——张斌1999年后就不怎么主持节目了，黄健翔更多的是现场评论，他们两个都比我更优秀，只不过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