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人知。该乐曲创作于抗日战争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具体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沦陷之后。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在撤退途中经过黄河，这一景象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同年十二月，他抵达延安，并于农历除夕朗诵了这首诗。冼星海，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被光未然的朗诵深深触动，在一个小窑洞里连续六天创作，最终在三月三十一日完成这部作品。首次公演是在四月十三日，由邬析零指挥抗敌三队于陕北大礼堂进行。同年五月十一日，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迅演出队再次演出。

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起在延安观看《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在物资匮乏的边区，组建一个完整的乐队是不可能的。当时，能用的乐器都被用上了，包括三、四把小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和自制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代替；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制。例如，乐队右侧就有一件新式的‘武器’——用汽油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了黄河的宏伟气概。再看它的旁边，又是一件新式的‘武器’——一个大号的搪瓷缸，里面装了十几二十个勺子。当朗诵到‘那么你听吧！’之后，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件新式的打击乐器就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与管弦乐和锣鼓一同响起，配合合唱队的‘哦哟，划哟！……’，营造出万马奔腾的气势。”

《黄河大合唱》最初分为八段，但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因其朗诵难度较大，战时难以找到合适的演员，经常被省略。该作品运用了西方“康塔塔”形式和合唱和声写作技巧，结合了现实和人民生活，塑造出了一件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艺术品。尽管九十年代的今天，与《黄河》诞生时的时代和生活背景已经大相径庭，但这部作品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激励依然存在。每当唱起或听到这首曲子，都令人激动不已。

回顾冼星海在苏联期间所写的“创作札记”，他描述了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这首大合唱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地点在陕北抗日根据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时，演剧第三队来到延安，光未然将歌词交给我谱曲，完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四月十三日首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此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于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得到延安各界的好评。此后，每当延安有大型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以及蒙古代表和国民政府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首曲子是在鲁艺一个小窑洞里写成的，为了满足各地对这首大合唱的需求，我用了五、六天时间完成了总谱和合唱部分。我本想将其写成五线谱，以交响乐队伴奏，使其更加国际化，但因教务和创作繁忙，未能及时动笔。到了一九四一年春，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部作品。这种配器法既适合欧美，也适合其他各国，比之前的简谱更加国际化，同时这个作品保留了民族形式和进步的技巧。在延安演出时，合唱队从一百人增加到五百人，乐队二十余人，主要使用中国乐器。演出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所有的观众，声音传得很远。在延安期间，人们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报道，《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间新音乐的创举。当我在一九四○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妻子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纸上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报道；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在“国际文学”和一九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提到了我和《黄河大合唱》。我当然不会因此感到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在全院教师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听后深感惭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还需要更加努力，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感到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因此我继续创作，包括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在内的其他作品，但我还会继续创作，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从未忘记丹第八十三岁临死前还对我们说，他想写作，仍想完成关于理查特·瓦格纳的文章；罗曼·罗兰七十三岁时仍想学习俄文，因为他发现了俄国文学的宝藏；贝多芬临死时说：‘我不过写了几个音符……’那我算是什么呢？与他们相比，我差得太多了，不应该更加努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