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德尔版

任继愈《<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英国学者 AK渥德尔著《印度佛教史》 ，1970 年出版。关于印度佛教史，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著述甚多。这本著作的汉文译本，值得向读者介绍。 佛教在印度，曾盛极一时，但它没有能够成为印度社会的统治思想，它不像中国的儒教那样据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没有更广泛地影响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说到它的势力，如果勉强与中国的思想比较，倒是有点像中国的道教的地位；它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势力，但不是正统；它有一定的信仰群众，但不占多数；它统称为佛教，但又有许多分支流派。 佛教产生在印度。国际学术界人士多认为印度是个重视神话传说而不重视历史的民族。这种看法是否十分科学，还可以研究。治印度古代史的人确实感到关于古印度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很难确切地指明它的年代。著作也是注重口耳相传，师徒授受，不重文字。造纸术的应用也比中国晚得多，很多著作写在贝叶上。五世纪初法显到印度寻求律藏写本，在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 据 无本可写。 《付法因缘传》载： 阿难游行，至一竹林，闻有比丘诵法句偈： “若人生百岁， 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语比丘，此非佛语，汝今当听我演： “若人生百岁，不 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 “阿难老朽，言多 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 原始资料写定时间较迟。多为若干年后的追记，史料的真伪辨别，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一大难关。 《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给研究印度 1历史的学者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记录。它填补了公元四、五世纪到七世纪的一段空白。可惜法显以前一千年间，还是说不完全，而这一段，正是佛教发展史上的极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虽然篇幅不大，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著作，但它运用的材料相当广泛，作者的态度也比较客观。他没有笃信者的框框，对佛经中的记载，不轻信。作者也有较好的语文修养，利用印度的多种语言，从中找出可信资料。作者还利用近代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成果，并利用了汉译佛典中保存的一些资料，因而书中的记载平实、可信。 作者不只是一位史学家，也熟悉佛教哲学。他对佛教思想，特别对因明部分给以较多的篇幅。这固然表明作者的兴趣所在，也反映了作者的学术造诣。 渥德尔教授对古代印度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适当注意， 这种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作者还从发展的角度说明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过程。这种观点也是可贵的。 《印度佛教史》这一著作是一本较好的书，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即作者不受宗教迷信、佛教神话的干扰，所以叙述的历史较有说服力。 这本书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作者缺乏唯物史观，有些现象，只能停留在表面描述上，比如本书讲到佛教的起源时，叙述显得比较一般化。又如汉泽本中保存的古印度佛教史的资料十分丰富， 比汉文以外其它来源的资料都多，而且时代较早，却没有很好利用。藏文资料也很丰富，作者也未利用。书中还有一些论述失之武断，这都是本书不足的地方。总之，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这本书瑕不掩瑜，是本较好的大学参考书，在国外已有定评，值得向读者推荐。 本书的译文也值得向读者推荐。 翻译一种专业书，译者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译者要诵晓译出和被翻译的两种文字，这是人们都明白的道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译者通晓这门学问的基本内容，而不是望文生义。佛教有它的特殊的范畴，同样一个名词，佛教经典中有特定的涵义；不了解它的思想体系2的大致规模，光靠抠字典是译不好的。也就是说，译者一方面要知道原著的意思，还要力求译文所包涵的意思是原来的，而不是附加的。如果译者对所译著作涉及的专业比较熟悉，在翻译中还能随时发现原著中的失误和不妥的地方。本书的译文中加入了不少“译者注”，不要小看这字数不多的小注，它如实地向读者指出了原著的问题和缺失，也表现出译者的学识和造诣。细心的读者将会从中得到必要的知识，这些知识恰恰又是读原著所得不到的。 译文要忠于原著又要明白畅达。这一点许多汉译本早已做到了，但是也有不少译著没有做到，读起来显得别扭。从事翻译工作的都深知此中的甘苦。道安有“五失三不易”的体会，确是经验之淡。王世安先生的译文的优点是文字简明。简是要言不烦，明是晓畅通顺。只要和原文对照，不难发现译文简明不下于原文，其清晰条畅，举重若轻，或为原文所不及。 王世安先生，湖北黄梅人。黄梅为禅宗五祖弘忍传法旧地。王先生早先受业于北京大学汤用彤、熊十力诸先生，好学深思，卓然有所立。毕业后，遭际坎坷，漂泊汨罗、洞庭间，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桃李遍湖湘。晚年息影林泉，借住香山之麓，为《佛教大辞典》搜集词条工作。这部译文是他利用余暇的作品。每译成一章，我有缘得以先睹。值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愿写这一短序向读者推荐。

圣严法师版

圣严师父《印度佛教史》 、《西藏佛教史》、《日韩佛教史略》等三册大作，原本为一合订精装钜着，书名《世界佛教通史》(上)，由法鼓文化的前身，东初出版社於一九六九年发行问世。

由於师父精严的学术背景，厚实的修证工夫，广博的教育理念，与深切的菩提悲愿，成就了本书的涵盖面与独特性。其内容深入浅出，史料完整丰富，考证精确详实，文笔优美流畅，普遍受到教内外大众的喜欢，并且也深获学术界的重视好评，在同类着作中，诚为相当稀有难得。因之本书也多次再版，并於一九九三年收录於《法鼓全集》当中。

《通史》原书严谨有序，条理井然，即使分章阅读，也可视为三本结构完整的着作。法鼓文化一方面因应众多读者的热烈回响，另一方面也鉴於时代的变迁以及阅读的方便，於是将之重新整理编订，依地区分为三册，以平装本的面貌与大众见面，务求满足读者阅读上的多元需求。

圣严师父曾说，要想对这个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的宗教做宏观性的了解，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是最好不过了。佛教发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印度，在因缘的变化流转中，有部派佛教的分裂、大乘佛教的开展，有与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结合后所呈现出的特色。这不仅只是一个宗教的发展过程，它真正的意义在於这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从丰富的客观史料着手，加上师父独特的文笔见地，这是一套结合了历史、哲学、宗教与文学的好书。全书以社会环境与时代变迁为背景，以教团活动及教理思想做经纬，不但有佛教徒必须具备的智识，也适合社会各阶层人士研究阅读，不论是任何背景的读者，相信都将有满意会心的收获。

多罗那他版

印度佛教史籍。藏传佛教觉囊派学者多罗那他（又名庆喜藏）著于1608年。全书分44章，约十余万言，以王朝的更迭为经,以佛教著名大师的传承为纬,记述自释迦牟尼去世后,直到印度波罗、斯那两王朝覆灭时,佛教在印度流传及盛衰演变情况1～12章叙述阿世王以至迦腻色迦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期间，小乘佛教传布的情况;13～27章叙述大乘佛教兴起,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等显教大师的活动（以上属于玄奘、义净访印以前时期）；28～37章叙述波罗及斯那两王朝时期秘密佛教盛行、衰亡的过程；38～44章叙述超戒寺的传承，南亚次大陆邻近地区佛法的流传,小乘的分部,真言乘的起源及佛教造像工艺的流派。

佛教在印度流传的情况,在玄奘、义净访印以前,汉文资料中只有零星的传说，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访印记录成为这一时期最可靠的佛教史料，至于义净访印后佛教在印度流传的情况,汉文资料失于记载多罗那他依据摩揭陀的安主贤所作的二千颂，帝授的《佛陀古事记》一千二百颂，使著的叙述阿黎传承的一千二百颂，以及他亲闻于印度的几个班智达的传说，写成这部著作其内容不仅可以补充玄奘、义净以前汉文资料的不足，也可填补以后时期史料的若干空白。波罗、斯那两王朝时，密教盛行，以超戒寺为中心，产生许多著名的密教大师；自10世纪起，这种密教的经典和修法大量传入西藏，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各派。另外，此书记述王朝盛衰和各王在位年限，也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素材，深受西方及印度学术界的重视。但此书所述前期佛教史实与汉传及南传之说颇多歧异，后期的王位更迭和在位年数与现代的考古发现也不完全一致。因此近代一般学者只承认其有无可取代的史料价值，而不视为完整的信史。

此书有译本多种。1840年俄国学者瓦西列夫于北京发现此书的藏文原本，186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西弗纳之德译本及瓦西列夫之俄译本。1928年日本东京出版寺本婉雅之日译本。1946年，中国出版王沂暖的汉语节译本。1980年印度加尔各答又出版拉玛钦巴的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