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时间重重叠叠的帷幕去探访一位三百多年前的文人，走入他的人生，也走入那个曾经兵荒马乱又曾经歌舞升平的年代。我们要拜访的这位文人叫李渔，本名李仙侣，他四十岁以后才改名为李渔。母亲说，李渔是个聪明活泼又淘气的孩子；而父亲却认为，他又是个离经叛道的不肖逆子；妻子们的评价是，他是个威严的家长；而朋友们交口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风趣幽默的朋友；达官贵人眼中的他是个卖弄口才讨取银两的伶人班头；而在书商的眼里，他是个畅销书作家；在研究者眼中，他是优秀的戏曲理论家，尽管他的小说和戏曲格调不高；在鲁迅看来，他不过是个能说会道，多才多艺的“帮闲文人”；那么，在李渔自己的心里，给自己打多少分，将自己定位在哪里呢？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六一一年即明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七日，李渔出生于江苏如皋的商人家庭，父亲李如松是个经营药材生意的商人，祖籍浙江兰溪，为了做生意才搬到这个拥有十余万人口的小型商业城市，号称“金如皋”的江苏如皋。同李如松一起到如皋的还有李渔的伯父李如椿，李如椿是个知识分子，曾经参加过几次科举，失败之后转而学医，供职于一家官办的社会慈善机构“养济院”。兄弟俩一个开方子，一个卖药，倒是搭配得天衣无缝。而李渔的母亲则市一位善良而又有远见的传统的中国妇女。李如松保守，老老实实做生意规规矩矩做人，只希望儿子能传其衣钵经营家业，在乱世中谋得生存足已；李如椿曾念过书，特别喜欢聪明的孩子，担当了李渔的启蒙教育；而母亲则疼爱孩子，李渔是家中的次子，没有继承权，母亲只得为他另谋出路，希望他走科举一道。三位长辈都对李渔有重要影响。父亲是李渔的敌人，伯父是李渔的恩师，而母亲是他的避风港。正是由于母亲的极力争取和伯父的从中周旋，李渔八岁的时候正式进入私塾上学。

李渔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在学业上可说是游刃有余。他学的同样是“四书五经”，四书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而且一定要学朱熹理学所注的“四书”，这对于天真爱幻想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枯燥的事，但李渔还是能够应付自如。“五经”中，也有些叙述得生动活泼的说人讲事的篇章，李渔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了学习的快乐。李渔是个虚荣骄傲的孩子，他的虚荣心在老师家长的夸赞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他重视自己的功课。但他毕竟只是个八岁的男孩子，贪玩好动也是在所难免，他常流连于寺庙道观，以及杂七杂八的铺子，观察别人是他的一大爱好，他还经常搞些小创意小发明，让家人哭笑不得，尽管招来父亲的责备，他还是会时不时要制造一些小意外。

一六二二年，李渔十二岁了，已经长成一个俊秀的翩翩少年，在这一年的春节，李渔用一个特殊的行动昭示了自己的成长。李渔在前一年移植了一株梧桐的幼苗到后院，经过大半年的精心照料，梧桐树成活了。在十二岁这年的春节，李渔别有深意地用小刀刮去了梧桐的一块皮，刻下了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此后每一年，他都会在这株梧桐树上刻首纪年诗，并用毛笔仔细地描过，树长高了，李渔的诗也随着树伸向天空。在中国，有“凤栖梧”一说，名为凤凰的吉祥鸟只栖息在名为梧桐的吉祥树上，李渔将自己的诗歌刻在梧桐树上是年少轻狂的自喻也是远大理想的寄托。

然而，这种庄重而带有某种神圣的祭礼色彩的成长宣言在他迁居兰溪后就终止了，这是人生的遗憾，也是人生某种深层的暗示，李渔并没有按他母亲的意愿走上科举之路，更罔论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了，他走的是正统读书人引以为耻的路子，也证明了曾经年少轻狂的他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又或者说这是他与传统的决裂与正统的对抗，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是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对抗现实的强权，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附现实的势力。这从他与父亲之间的战争就可看出端倪。李渔年轻气盛，曾梦想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一样行侠仗义，他给自己打造了一把宝剑，时不时地拿出来舞弄一番，还佩带着他穿过大街小巷来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父亲对这个莫名其妙状况迭出的荒唐儿子感到非常生气，终于有一天，在获知李渔要买一本叫做《藏书》的禁书时，父亲操起靠在柜台边的扁担向李渔打去，让他永远不要再读什么圣贤书了。这些书没有教会他怎么做人，反而让他成为异类，未经历生活的艰辛却老捣鼓一些赔钱的事物，不踏踏实实地做人却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样在那儿抨击时政，这样的逆子早晚要给家里惹麻烦。而在李渔的眼里，父亲是不折不扣的老顽固老封建，是自己的敌人。李渔对父亲燃起了仇恨之火，这火异常烈，甚至在父亲死后，“回煞”（民间风俗）的那一天，他背着不孝的骂名，挑灯在父亲的灵位前高诵《诗经》，想与父亲的灵魂进行最后的决斗。因为父亲让他觉得痛苦，为了给父亲冲喜，他甚至被迫娶了一位他并不中意的妻子。尽管父亲那么令他难以忍受，他还是要靠父亲过衣食无忧的生活。

父亲一死，他也必然面临与兄弟分家，自立门户的现实。一六三五年，李渔二十五岁，决定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他中府试榜首，却在一六三九年的乡试中黯然败北，他所有的骄傲和自信都像被放了一场大火一样，烧得干干净净。由于时局的动荡，他哥哥的药材店生意每况愈下，他也无法得到母亲的接济了，他写了一首词来表达此时的心境，“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 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分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耐歌词》《凤凰台上忆吹箫·元日》）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年界三十却功名未就，是多么大的耻辱，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他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来创造财富养家糊口，于是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髫龄集》。一六四二年，当他准备第二次乡试时，母亲却病倒了，李渔只得放弃考试，赶到母亲身边，李渔对母亲的爱与孝心并没有留住母亲，就在这一年，他失去了最爱他的人。

当岁月的车轮推进到一六四三年时，烽烟四起。志士们选择“捐躯赴国难”，平凡的百姓选择“保躯体逃国难”。对于老百姓来说，皇恩是否浩荡，天子尊姓大名，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所以他们选择逃难。李渔尽管参加过府试乡试，也还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他也逃难，并在逃难金华的途中娶了第二个妻子曹氏。明朝在一六四四年宣告灭亡，李渔在老家建了座叫“伊山别业”的小别墅隐居，为了能有个儿子，又娶了一名姓纪的女子为妾。他的隐居生活也过得颇怡然自得，读读书，管管村务，修凿水渠，日子过得飞快。然而，按照李渔好动虚荣的个性，又怎会在兰溪久居，伊山别业这泥瓦灰墙的小别墅又怎关得住渴望高飞的小鸟，终于在一六四九年，李渔率领全家动身前往杭州实现他的人生梦想。

杭州是江南的大都会，曾经是南宋朝廷的所在地，有诗人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懒洋洋软绵绵的杭州确实有种柔化人的意志的神奇力量，使人除了风花雪月外不作它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曾挽留多少人驻足，晚明著名的小品文作家张岱曾用饱沾温情的笔墨回忆了西湖边上的人和事，结成一本叫《西湖梦寻》的散文集。当月上柳梢头时，有多少年轻的男男女女相约在浓得化不开的黄昏后，西湖的几多柔情几多妩媚本是才子佳人幽会的好去处。对于李渔来说，选择杭州实在是太合适了。他每天去逛书市，逛戏园，细心观察市井百态，在如皋时为的是好玩，而现在为的是生活，他必须了解市场才能把握市场，才能写出畅销的作品，李渔或多或少遗传了父亲商人的基因，在后来的卖书、打秋风、开书店的日子里，他商人家族所独有的见风使舵的精明本色更是展露无遗。

一六五一年元旦，李渔搬进了新的寓所，宣布他新生活的开始。于是就进入了疯狂的创作状态。作家进入创作状态时，自闭而又麻木，无限宽广的现实时空已经失去了意义，他们关闭在自己编织的小小世界里，当灵感如狂风巨浪扑来难以遏止时，就必须抓着笔快速地记录下来，灵感是个调皮的精灵，有时像滔滔江水绵绵不绝，有时又如一只自由小鸟稍纵即逝，所以灵感一来就一定要写下来，如果没有把握住，它就飞去再回来，而作者只能顿足哀号了。李渔同样要靠灵感来写作，他的思绪总停留在虚构的人和事上，吃饭睡觉只应付一下，为的是维持生命，他总是一边磨墨一边构思，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将墨水溅到桌上或是将墨盒打翻将书桌和纸张糊弄得一团糟，他的脾气变得狂躁，仆人和妻妾们都不敢靠近他，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成了赶跑他灵感的罪人，原配不无担心地劝他要保重身体，但他已经难以控制了。李渔不抽烟不喝酒，同巴尔扎克靠咖啡提神一样，李渔也需要提神，他靠的是茶叶。这样癫狂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后，李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几年后又出版了《无声戏二集》。李渔明显消瘦了，他病了，可以说是贫病交加，因为那时的他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他甚至穷到买不起冬天用来烤火的碳。但聪明如李渔在付出身体的代价后，自然也懂得调整，更理智地去写作。他一边借助茶叶的帮助，一边将不同体裁的作品交换着来写，在寂寞自闭的创作中保持一些新鲜感，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勤奋工作，毕竟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男人的尊严不容他不努力工作。

正是因为李渔靠创作谋生，他不得不考虑市场的因素，再加上他从小就喜欢看故事性极强的文章，所以他自己的创作观点是“非奇不录”，他的喜剧代表作《风筝误》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通过一系列的巧合误会再加上丑角的插科打诨，演绎的是一场热热闹闹观众喜爱的戏。确切地说李渔的小说和戏曲创作呈现“好看的戏多耐看的戏少”的局面，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作者自己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的主动追求。

他的小说出版后，他有了些经济收入，就到杭州以外地区进行短期的访问，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也想借此推销他的作品。

李渔本是个能言善道风趣幽默的人，在他不遗余力的推销下，而且书本身也写得不错，《无声戏》获得了不错的销量，而李渔在杭州也有了些小名气。一个人只有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之后，才有可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李渔从一六五六年开始编《尺牍初征》，这是他个人的喜好，同时也因为预见到这本书有广阔市场。《尺牍初征》，顾名思义是将一些文学界名人的书信汇编成集，包括古人和今人。古人的书信有资料可查，倒不是难事；今人的书信就必须靠李渔高超的交际手腕来向那些社会名流们约稿，在商业交际上，李渔果然是一把好手，他甚至获得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这些文坛泰斗的手稿，他成功了，这本书一出版就广受好评。于是，李渔又动了一个更大的念头，做一部大型的司法案例汇编，名为《资治新书》，这本书牵涉的范围就更广了，他把笔触伸向了政界，李渔向十余个省区征稿，他甚至向平西王吴三桂这样的高层政要也发出了约稿请求，但他绝对想不到这为他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清朝初年的文化氛围相对还比较宽松，因为从东北来的异族朝廷想要在中原站稳脚跟还是要笼络人心的，尤其是那些能说会道好论朝政的文人的心，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一再姑息容忍前朝的遗老遗少，一旦大权在握，就必然开始反扑。王小波说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机灵的老百姓却说“莫言国是”才是保全身体的法则，卤莽的文人总爱往枪口上撞，却美其名曰“气节”。

一六六零年，李渔的好朋友张缙彦被参劾。张缙彦无疑也是个不懂得察言观色的文人，他的政治之鼻没能灵敏地嗅到政治氛围的潜在变化，还发着思古之论，这就给懂得“想皇上所想”的小人以机会，狠狠地参了他一本，他的人生自然前途无“亮”了。而此时，李渔有一本正在编写的《古今史略》正按照张缙彦的建议要付印了，这本书说是通史，实则花了很大篇幅追述前朝遗事，陡然紧张的文化气氛使得李渔的性命岌岌可危，按着清朝 “瓜蔓抄”的刑律，李渔是极有可能受到牵连的。李渔终究是个识时务珍爱自己生命的人，他听闻张缙彦被抓，就立马到出版商那里拿回自己的书稿，张缙彦是生是死，李渔已经无能为力，还是自己保命要紧。但李渔的心情难免敷上一层阴郁之色，原本今年他要在新居高高兴兴地迎娶他的第四个妻子汪氏，在自己志得意满之时好好地风光一把，现在却是有几分扫兴了。为了摆脱政治上的阴影，李渔一家于一六六一年决定迁居南京，并于第二年在南京建了自己的书店——翼圣堂，按李渔的意思，就不用再受书商从中盘剥书费之苦了。从一六六三年开始，李渔正式进入“帮闲文人”的行列，往来于各地方官员的府邸，凭借着自己一肚子的才学和一嘴巴的幽默混吃混喝，说是为自己出书筹集费用，实际上，已经沦为封建官僚用以取乐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的“打秋风”。李渔的生活地位可以说是卑微的，“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举动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了生活”，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丧失自我”，或许对于他来说生活才是真实的，别的都是次要的。

李渔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南到福建广州，北到山西甘肃，在这一路的游山玩水中，李渔色性不改，一路娶妾。一六六六年，在山西，获得十三岁的乔姬为妾，次年，在甘肃，又获得十三岁的王姬为妾。而此时，李渔已经年界花甲了。李渔发掘了乔王二姬的唱戏的潜力，筹划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剧团。李渔之所以能够妻妾成群，同他在家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在家中，他是威严的封建大家长，各个妻子都相当温驯，是礼教的忠实拥护者，他是个被女人惯坏的孩子。因此他笔下的女人都非常温柔。一六六八年，由他这个伶人班头带队，乔王二姬主唱的家庭剧团在徐州正式登台演出，受到了当地官员以及官太太们的欢迎。

一六六九年，李渔在南京建了著名的“芥子园”。

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李渔以为自己可以享受齐人之福，安度晚年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帝又一次跟他开了玩笑。一六七二年，李渔携刚生育不久的乔姬到汉口汉阳太守纪子湘家打秋风，乔姬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登台唱戏，终因体力不支病死在了汉口。李渔最心爱的妾在风华正茂的十九岁撒手人寰，对李渔来说是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李渔回到南京后才得知乔姬所生的女儿因为没有得到细心的照料也夭折了。李渔发怒了，他赶走了一个搬弄口舌，对他偏爱乔姬表示强烈不满的妾。谁又能料到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呢？第二年，王姬也染重病身亡，死时同样是青春勃发的十九岁。李渔还来不及排解丧妾之痛时，又险遭命运重创——吴三桂叛乱了，曾经得到他书面帮助的李渔险些受到牵连，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接连地被命运的欺骗或者说是玩弄，纵使有千行老泪恐怕也难以横泻而出了。哀痛、惊恐、慌乱、孤寂……人到老年时还要面对这些，是多大的痛楚和悲哀？李渔无法在南京呆下去了，他将南京的书店托付给了他的长女婿，自己和妻子们又回到杭州，那是一六七六年。

李渔在一六七七年大病一场后，彻底地消沉了。一六八零年一月十三日，即清康熙十九年，李渔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在杭州层园，他的寓所中。时间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停止了，在他回光返照的那一瞬间，他是哭了还是笑了，是在问生活究竟给了他什么，还是因为自己真实地生活过而心满意足了，所有的波波折折在死亡来临的那一秒钟，都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样面对自己一生所做的选择，是无悔，还是遗憾重重，是骄傲，还是愧疚累累，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