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实

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为重视文学，且对文学议论最多的人。他的文学思想十分丰富和深刻，有“兴、观、群、怨”说，“尽美、尽善”说，“文质彬彬”说，“思无邪”说等等。其中的“思无邪”说尽管古今的解释和评价甚多，但总令人有未尽其意之感，本文就此谈点一得之见 。

《论语·为政》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的意思是：诗三百篇，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就是“无邪”。

“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駉》中的一句话。《駉》分四章，分别有“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的句子，“思”是句首语气词，无实际意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其中的“思”字也是如此。有人把孔子所说“思无邪”中的“思”字解释成“意思”的思，引申为诗的思想、感情、意义，这是一种误解。当然，“思无邪”这句话，指的是诗的思想、感情、意义等方面“无邪”，但这不等于这个“思”字的意思一定是“意思”，即思想、感情、意义等。

宋人朱熹《四书集注》曰：“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唯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朱熹认为，诗可以劝善止恶，其作用都在使人情性归正，然而诗的语言是细微婉曲的，而且都是因个别的事而发，能够直接指出诗使人“归正”这种共同属性，没有象孔子“思无邪”这句话这样明白到家的，这句话足以概括诗的共同意义。

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注曰：“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于此一句可以当之也。”刘宝楠也认为，诗或劝善，或止恶，都是要使人“归于正”，孔子“思无邪”这句话足以概括这一点。

朱熹和刘宝楠都认为，孔子“思无邪”这句话指的就是诗要使人归于正，“无邪”就是“正”。那么，什么是“无邪”即“正”呢？孔子在这里并没具体说明。但根据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看出，“无邪”或“正”，就是符合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即符合“仁”和“礼”的要求。

“仁”和“礼”是儒家学说的两个基本范畴，用仁支配人的思想，用礼规范人的行为，二者并用，相辅相成，这是儒家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理想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仁”是儒家道德的基础与核心，具有十分丰富的具体内容，表现在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云：“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又云：“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阳货》云：“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子路》云：“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又云：“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先进》云：“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宪问》云：“仁者必有勇”。又云：“仁者不忧。”孔子还从反面说明什么是仁。如宰予反对三年之丧，孔子说他不仁。不善于“处约”、“处乐”的人，孔子也说他不仁。“巧言令色”，也是不仁。“仁”与“不仁”还有很多内容和表现。

“礼”是儒家推崇的法律、制度、礼仪等。钱穆《国学概论》云：“礼者，《周语》：‘随会聘于周，归而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修《执秩》以为晋法。’故礼即古代之遗制旧例，与本朝之成法也。《楚语》子木曰：‘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此所谓法、典，皆礼也。”钱穆认为礼就是“古代之遗制旧列，与本朝之成法”，就是“法、典”，这些包括了法律、制度、礼仪等。孔子推崇的礼是上古至夏、商、周三代之礼。《论语·卫灵公》云：“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答以用夏朝的历法，乘商朝的马车，戴周朝的冠冕，听舜时的音乐。这里的“时”、“辂”、“冕”、“乐”并不仅仅指历法、马车、冠冕、音乐，而是泛指各种制度。孔子认为，历代制度对以前都是有取有舍，不断改造，不断发展的。《论语·为政》云：“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说，商礼对夏礼，有取有舍；周礼对商礼，也是有取有舍；继承周礼者，当然也是有取有舍。对以前的礼，孔子最推崇的是周礼。《论语·八佾》云：“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认为和夏商之礼相比，周礼更加完善，所以要遵从周礼。朱熹《四书集注》云：“尹氏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关于礼的具体内容，在《周礼》、《仪礼》等书中有具体的记载，此处限于篇幅难以详述。

儒家主张用仁支配人的思想，用礼规范人的行为，必然体现在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上，孔子所说的“无邪”就是正，就是要符合“仁”和“礼”的要求。

“无邪”既是孔子对《诗》三百作出的根本性评价，也是孔子对诗歌创作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反映出他对文学思想内容的高度重视，体现出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思想内容第一。当然，他主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一点从他的“尽美、尽善”说、“文质彬彬”说可以看出，但从其整个文学思想体系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更重视思想内容的，他只用“无邪”一言概括《诗》三百，未及其它，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无邪”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概括《诗》三百的内容。这一点鲁迅已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邶鄘卫曹齐魏唐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滨，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其民厚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然此特后儒之言，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而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认为，“无邪”不能完全概括诗三百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诗》三百并不完全符合仁和礼的要求。

对孔子“思无邪”说的认识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思无邪”说是其一系列论述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思无邪”可以看作是孔子提出的明确的文学批评标准，同时也反映出了孔子文学理论批评政治标准较宽泛的一面。

孔子在对《诗经》的评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标准，即“思无邪”。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思无邪”本来是《诗经·鲁颂·駉》中的一句话。郑玄解释为描写鲁僖公“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毛诗》笺）意思是说，鲁僖公在远郊放牧的时候，就是遵循伯禽治国的方法，专心致志，不胡思乱想。孔子借它来总括三百篇诗的意义。“思”字有两种解释：一是语助辞，没有实际意义；一是指思想内容。但对于解释全句意义来说，“这两种说法并无多大差别”①。简单地理解，孔子的意思是：《诗》三百，用一句话在概括它，就可以说，不胡思乱想。孔子巧妙地运用这个现成的句子高屋建瓴概括《诗经》的思想倾向，认为它们“无邪”，就是没有不正当的地方，即健康纯正，符合社会道德和礼仪规范。孔子站在他自己的立场，给予了《诗经》很高的评价。

“思无邪”的观点还反映了孔子的文学批评实际有它宽泛的一面。《诗》三百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不仅包括大量的民歌，还包括一些统治阶级下层人士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统治者的赞歌和颂歌。它的思想也是相当复杂的，有些诗尖锐地揭示了阶级的对立，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有些诗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朽，因此，就其表达的思想而言，不好一言以蔽之。而且以孔子“礼”的标准来衡量，《诗》三百中就有不少作品，非但不是“思无邪”，反而是“思有邪”。比如那些反映男女爱情方面的诗，例如：《将仲子》、《有女同车》、《风雨》等被朱熹称为“淫奔者之诗”的诗，又如《诗经》中大量讽刺统治阶级荒淫丑恶的作品等等，按照孔子他自己的标准应该不会赞许他们表达的思想，但是，他却把它们统统都纳入“思无邪”的思想体系之内，这并非他没有看到其中存在一些似乎极端甚至犯上的作品，大概只要是从诗人的创作动机和良苦用心着想，所谓“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诗谱序》）充分理解诗人的正直感和正义性。“思无邪”说表明了孔子对于《诗经》思想内容和诗人创作目的的认可，也反映出它衡量文艺作品的政治尺度比较宽泛，表明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有它实际比较宽泛的一面。

孔子“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中和”之美。“无邪”就是“归于正”，就是符合“正”，即“中正”，也就是“中和”。孔子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观都是那么得恰到好处。孔子认为男女关系、青年恋爱都应在“和谐”的分寸之内，在“合礼”的规范之内进行和完成，必须是合礼和合规范程序的。“《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这种儒家男女之间伦理规则的典范”②可见，孔子的“中和”思想是跟政治道德联系起来的，在他看来，文艺所表现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即“思无邪”，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可以说，《关雎》所讲的“中和”是“思无邪”的具体化。另外，“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卫灵公》）；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阳货》）等也反映了孔子所提倡的“中和”之美，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思无邪”中体现出了“中和”之美，但是孔子的这种中和之美还处于朦胧阶段，直到荀子才对此从理论上作了概括和总结。

注释：

①张少康、刘兰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32页。

②谢建忠：《中国文学批评史述略》，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9月，19页。

参考文献：

⑴张少康、刘兰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

⑵吉林师大报编辑部：《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吉林师大报编辑部编辑出版，1997年12月。

⑶谢建忠：《中国文学批评史述略》，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