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东晋强而南燕弱，刘裕率军北伐自然是水到渠成。可问题是：通过战争，权臣的势力必然会大增。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过明证：当初司马懿去世的时候，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俩几乎面临着整个曹魏朝堂的挑战。可等到司马昭灭蜀之后，这些反对势力几乎都烟消云散了，司马昭遂独霸朝堂。

如果不对刘裕加以限制，放任他北伐南燕。以刘裕的军事才能和东晋的强大，灭掉南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样一来，刘裕的力量必然会成倍增长。届时，东晋的豪门士族又拿什么来制约刘裕呢？

正是基于对刘裕扩张权势的恐惧，刘裕北伐的决定始终受到阻挠。这种阻挠倒不是公开反对，而是在背后嘟嘟囔囔。在这种背景下出师北伐，总有一种“被诅咒”的不吉利气氛。一旦战事不顺，东晋国内很有可能就会借机生事。所以刘裕一直在等，等人发言支持他北伐。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公开支持刘裕北伐，这个人就是孟昶。孟昶发声之后，谢氏的重要人物谢裕也站出来支持刘裕北伐。

三月，刘裕抗表伐南燕，朝议皆以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以为必克，劝裕行。——《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

在我写刘裕成为执政官的文章时，曾写过这样一个细节：执政官王谧去世之后，豪门士族最初的计划是刘裕成为扬州刺史，朝廷内务由孟昶处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刘裕得其名，孟昶得其实。可见在豪门士族最初的规划中，孟昶就是用来制约刘裕的，而且豪门士族相信孟昶有这个能力。

刘毅等不欲刘裕入辅政，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领扬州，以内事付孟昶。——《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六

可随着事态的发展，豪门士族或许是认为：单凭孟昶的地位和影响力，根本不足以制约刘裕。于是豪门士族果断地放弃了孟昶，转而支持同为北府高层的刘毅。在这种背景下，刘毅才获得了开府的资格。

这个做法有错吗？很难说。因为单凭孟昶，的确难以制衡刘裕。可如果我们站在孟昶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只有一个：豪门士族背信弃义，自己成为了弃子。

孟昶也是豪门士族的一员，但豪门士族并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而是众多没有隶属关系的个体联合。换而言之，他们对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如果豪门士族可以完全掌控孟昶的命运，那孟昶也只能乖乖认命。可由于豪门士族缺乏完全掌控孟昶的实力，孟昶自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寻找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孟昶决定支持刘裕，以期获得晋升的机会。

再退一步说，就算刘裕没有获得孟昶的支持，豪门士族也没有办法阻挠刘裕北伐。因为刘裕从来没有公然凌驾于豪门士族之上的做法，反而一直很尊重豪门士族的既得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刘裕自然有机会拉拢分化豪门士族，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比如说谢裕，他公开表示支持刘裕北伐，理由当然是大公无私光复中原那一套。可实际上，这表明以谢裕为代表的谢氏看好刘裕，或者说谢裕这一支看好刘裕，希望能够与刘裕进行一定地利益捆绑。

大家可以看看之前的刘牢之，就没有哪个豪门士族愿意跟他进行利益捆绑。从这个角度来看，刘裕获得了比刘牢之更为广阔的舞台，进退转圜的余地也更大。

单看孟昶和谢裕的做法，其实他们都违背了豪门士族的潜规则玩法，那就是绝不能真心实意地支持寒人。

可在寒人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背景下，缺乏约束力和组织力的豪门士族自然会出现分化，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应该说，这个时代的豪门士族，缺乏一位类似于王导和谢安这样的领袖。如果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融合，刘裕北伐估计也会像桓温北伐一样虎头蛇尾。

如果我们从刘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会发现刘裕做事也必须得小心翼翼的。

做为东晋的执政官，如果刘裕想驯服豪门士族，就必须得小心翼翼，时刻避免他们实现默契与合作，并且集体将矛头指向自己。如果真出现了这种局面，刘裕肯定要暂避锋芒，否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种小心翼翼，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领袖才能”。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能力，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总能在关键时刻，让领袖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当两个具备“领袖才能”的人进行角逐的时候，决定他们胜负的，就是看谁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刘裕显然是具备“领袖才能”的人，而北府势力的二把手刘毅同样如此。一山不容二虎，刘裕和刘毅虽然五百年前是本家，但双方此刻必须分出胜负。

由于刘裕不按规矩出牌，强争执政官的位置。所以豪门士族纷纷支持刘毅，刘毅获得了与刘裕打擂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刘裕可使用的筹码略多于刘毅，但双方的竞争应该是比较公平的，不存在一方压制另一方的情况。

谁能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谁就有机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据说，当刘毅对刘裕步步紧逼的时候，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曾教他如何写好毛笔字。刘穆之对刘裕说：写大字，就有气势，也能遮丑。所以刘裕给人写信，一封信恐怕就得有半斤重，因为刘裕一张纸，就写六七个字。

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便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宋书》·卷四十二·列传第二·刘穆之王弘

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既离奇又夸张，简直是可笑至极。如果我的字写得不好看，我就绝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写一封信就要三五十张纸，恐怕谁都会嘲笑我。

按照刘穆之这种教法，不就是在教刘裕如何出丑吗？

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刘穆之教刘裕的方法，就像从前吴质教曹丕的方法一样，那就是“大巧不工”。不要刻意遮掩自己的缺点，只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优点即可。

论文采，曹丕拍马也难赶上曹植。既然如此，曹丕又何必与曹植在文学上一较高下呢？所以每当曹操准备出征的时候，曹植总在曹操临行前展现自己的文采，而曹丕则总在曹操临行前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担心。时间一长，无论是曹操还是曹操周围的人，都认为曹丕值得信赖，而曹植只会玩虚的。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颂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皆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三国志·魏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我们再具体到刘裕写信这件事上面来，要论文化知识，刘裕肯定比不上刘毅。因为刘裕就是一个大老粗，文化水平极低，刘毅在这一点上比刘裕强太多了。

我想请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是豪门士族的某位代表人物，有一天突然收到了刘裕的一封信，每张纸就六七个字，明明一张纸就能写完的信，刘裕偏偏写了三五十张纸，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最初的反应当然是觉得可笑：刘裕这个丘八，难道还想冒充文化人吗？可在笑过之后，只要你对刘裕没有太大的偏见，就一定会被刘裕的做法打动。

虽然刘裕的文化水平极低，但他的身份却不低。刘裕不仅是帝国的执政官，更是手握重兵的北府领袖，举手投足就能令天地变色的大人物。

这样一个大人物，如果想要给你写信，完全可以让秘书代劳。可由于刘裕对你过于重视，所以他不怕自曝其丑，决定亲自给你写信。又由于刘裕文化水平极低，所以他只能写出这样一封可笑的信。

透过这封可笑的信，你仿佛看到了一个糙汉子憨厚地朝你微笑。念及于此，只要你对刘裕没有太大的偏见，又怎么可能不感动呢？

其实大家的心里都明白，刘裕的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权术。但就算如此，刘裕能够如此上心，也足以让收到这封信的人感动不已了。

因为豪门士族喜欢有文化的人，刘裕希望向豪门士族积极靠拢。虽然他的做法比较可笑，但他的态度是很诚恳的，简而言之一句话——孺子可教也。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刘穆之教刘裕练字的故事应该是真的。

孟昶和谢裕有没有收到过刘裕“真情流露”的信？我们不敢肯定。但是他们会站在刘裕一边，支持刘裕北伐，这种受到重视的感觉必然也是砝码之一。

虽然还有人不断地说：现在北伐南燕的时机不成熟。但刘裕已经把舆论造得沸沸扬扬，北伐光复中原又是东晋的政治正确，所以反对派也只能嘟嘟囔囔地发牢骚，却不敢公然顶撞刘裕。否则刘裕几顶大帽子扣下来，孟昶和谢裕等人在一旁摇旗呐喊，其他豪门士族再跳出来几个落井下石，这事又该怎么收场呢？

千万别高估政治家的节操，他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为了追求既得利益，连父母和子女都是敢算计的。

再者，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虽然未必是南燕引发的，但南燕与东晋有边境摩擦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刘裕抓住“南燕浪子野心”这一点大做文章，其他人还能怎么反驳呢？

在北伐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刘毅还曾想取代刘裕，由自己率军北伐。他对刘裕说：“当初符坚率军入侵时，宰相谢安也没有亲自率军迎战，而是由谢玄代劳的。现在南燕入侵，做为宰相的您也用不着亲自率军迎战。” 言外之意就是：你刘裕饰演谢安的角色，坐镇中枢；我刘毅饰演谢玄的角色，率军北伐。

刘毅时镇姑孰，固止高祖，以为：“苻坚侵境，谢太傅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宋书》·卷五十二·列传第十二·庾悦等

可刘裕被困在中枢动弹不得，就指望北伐破局，怎么可能把率军北伐的机会让给刘毅呢？于是双方又在大军统帅的选择上进行竞争。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刘裕胜出，因为刘裕的实力略强于刘毅，只要没有豪门士族从中作梗，刘毅想争取这个大军统帅的位置还是比较困难的。

在双方争夺大军统帅这件事上，支持刘毅的豪门士族几乎没有表态。

原因还是之前说的那些，刘裕并没有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扶持刘毅对抗刘裕，只是为了制约刘裕，而不是为了反对刘裕。

可在北伐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让刘裕领军北伐，自然有可能会让刘裕尾大不掉；可如果让刘毅领军北伐，同样也会出现这种危险，因为刘毅同样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刘裕领军还是刘毅领军，对于豪门士族而言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在这种背景下，刘裕才最终取得了北伐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