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道德？简单地说，道德就是人类分辨善恶的标准。那么道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呢，还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获得？心理学家发现，不管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人类道德的基本标准是相同的，比如诚实、正直、同情、怜悯是善，欺骗和杀人是恶。而且，人类在婴儿期就表现出善恶的区分能力，看起来这种判断善恶的标准是天生的。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把这句话理解为“人生而知善恶”非常贴切。如果说道德与后天教育有关，那么，为什么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树立了许多道德英雄作为人民的学习榜样，而并不见得对提升全民族的道德水准有所裨益呢？到了今天，反而听到人们在惊呼道德沦丧，出现巨大的诚信危机。例如，这次华南虎照片被质疑造假，甚至“嫦娥”号飞船拍的月面照片也被质疑盗用美国航天局早期的月面照片，这不是很奇怪吗？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把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体系彻底破坏之后，会不会改变人们对善恶判断的标准呢？我们知道，文革的“破四旧”运动，对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否定和破坏最为彻底，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人内在的道德标准有所改变。俗话说 ，“老百姓心中有把秤”，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把“秤”和“群众的眼睛”其实就是道德，这“道德”是无法用灌输某种意识形态或通过破坏传统文化加以改变。 科学家相信道德存在于大脑的某个部分，甚至可以遗传。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约舒亚-格林设计了“扳道难题”和“桥梁难题”，当受试者对问题做出选择时，用核磁共振测试受试者大脑，看看大脑哪一个区域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最活跃。 “扳道难题”假设一条道岔上卧着五个人，另一条道岔卧着一个人，一列火车驶来，现在你会将道岔扳向哪一边？受试者大部分回答是将道岔扳向卧有一个人的那边，因为这样可以有五个人存活，这是理性的选择。 “桥梁难题”假设一条铁轨上卧五个人，一列火车驶来，这时如果你把桥上的一个胖人推下去，挡住火车，五个人就得救。受试者大部分拒绝推下那个胖人，而宁愿让火车压死铁轨上的五个人。同样有牺牲一个人而挽救五个人生命的选择机会，但受试者在这两个“难题”面前选择结果却不一样，后者，受试者做了情感的选择。心理学家发现，理性的选择和情感的选择是发生在大脑的几个不同的区域里，道德的确存在生理学基础。 心理学家进一步发现，某些在大脑负责感情的额前正中皮层发生病变的人，就会丧失道德判断的能力，对“桥梁难题”大都倾向于理性的选择。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政府，他们对类似“难题”的选择是遵循造物赋予人类天赋的准则去选择，什么时候应该用理性来选择，什么时候应该用情感来选择，基本上能恰到好处，这样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进步。 以上两个心理学家设计的“难题”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例证。例如，某年黄河发洪灾，堤坝随时可能决口，现在必须分洪，于是选择一个小村庄作为分洪出口，这就是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选择。政府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尽管在情感上人们是很不愿意那样做，因为对那个村庄的人来说是不道德的。 再如，一个村庄有几百亩地被开发商看中，政府决定将这块土地卖给开发商，但给农民的补偿不足以维持他们将来的生计，于是农民组织起来要求提高补偿。现在政府面临这样的选择：一是派出特警镇压，将农民打伤、打怕、打垮，最后达到征地的目的。二是通过和平谈判，给农民合理的补偿。 第一个选择是理性的，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提高农民的补偿会减少政府的卖地收入，同时可能损害开发商的利益而导致项目流产，这势必影响当地政府的GDP的政绩。第二个选择是情感的，从道德的角度考虑，政府和商人不愿看到失地农民的悲惨遭遇，意识到政治和商业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而非制造苦难。 显然，在文明的社会里，人们愿意看到后一种选择，然而中国的现实是理性的选择压倒了情感的选择。纵观中国历史，得天下者皆冷酷之徒，按心理学家的说法，在中国，有额前正中皮层发生病变的人易成就大事业，而有仁慈之心者多一事无成，这不能不是吾国吾民之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