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共同校训，是我国近代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在办学实践基础上总结凝练出来的。在他们看来，办新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人才，为社会谋进步，为公众谋福利。1944年，张伯苓在总结南开学校办学40年历程时说：“苓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民族五病(作者注：即愚、弱、贫、散、私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就是为实现此目的而制定的教育方针。

“允公允能”的句式，源自《诗经·鲁颂·泮水》中的“允文允武”。“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是“既”、“又”的意思。我们可将其解释为“承诺”、“要求”。“允公允能”就是既要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要有“服务社会之能力”。

“允公允能”的“公”，从严、张二人的教育思想来看，其所指向的是国家、民众和与之相联系的事业，是针对“五病”中的“私”而言的。所以“允公”可解释为要求受教育者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以大公之心在学习和工作中奉献智慧才干。

在中国当时各类学校的校训中，只有南开校训提出了“能”的要求。这也是张伯苓教育思想卓越超群、不同凡响之处。所谓“允能”，就是要求受教育者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培养锻炼救国自强的能力。1914年4月，张伯苓在修身课上对学生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造就完全人格，德智体不可偏废。”1916年1月，他又在修身课上指出：“办学之目的，在学以致用，学以医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在1917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勉励学生说：“今日正值诸生立志之时，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昌大，以备国家干城之选……望各立尔志，急图自新。”“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可见，张伯苓主张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独善其身的白面书生，而是要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为民众谋福利的能力的“干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受教育者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一点，正是张伯苓在教育思想上的独到之处。

至于“日新月异”，意思就更明显清楚了，即要求受教育者有强烈的进取精神。1916年9月，张伯苓为学生作题为“打破保守，努力进取，建设新中国”的演讲，说道：“吾校与他校较，各校中有进取者焉，有保守者焉。吾校进取者也，即以各校各项竞争而论：吾校所得结果如何，汝等之所共知也。此即进取之效力也。推而至于国家亦何不莫然，故欲强中国，非打破保守、改持进取不可也。”他还指出：“进取之说自古有之，《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相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怠而言也。”很显然，这就是提出“日新月异”的思想源头。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受教育者的时代使命，应当是立足中国、服务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进取、不断变革，自强不息、永攀高峰，奋力走在社会发展和时代潮流的前列。

依照“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及严、张二人的办学思想与实践，人们一般称南开的教育为“公能教育”，今天又称“公能素质教育”。它虽然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其蕴含的教育思想却超越了时空，与我们今天党的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若合符契。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严、张二位教育先行者是旧中国、旧时代的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求全责备。在新社会、新时代，我们对待“公能”校训，既要尊重历史、反对虚无主义，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践行中弘扬南开教育的优良传统。2024年初，南开大学制定了“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24-2024)”，明确“公能”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强调要以“公能”为主线，促进德、智、体、美的相互融合、协调发展。这就使“公能”校训落实到了教育改革的实践层面，每一名南开人都应当深入理解并自觉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