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文学成就
《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中(前722—前468)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因为它的写作具有形象化的美学特征,它又是一部杰出的散文巨著,显示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古代,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左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如唐人刘知几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谓《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他们凭直觉,肯定了《左传》记事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明清时期,从辞章方面评点《左传》的书又有数十部。但真正全面地评价《左传》的文学成就,从文学角度来认识《左传》,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个方面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较之《尚书》和《春秋》,《左传》在诸多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独到的成就。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事情诸侯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间的政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等等。诸侯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常常是作者叙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在书里也有翔实的记录。在记事中,作者又对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意识做了多角度的记载。从祭典、燕享、宗法、礼制、婚丧嫁娶,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录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等,《左传》也有可靠的著录。就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左传》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生动形象的加工,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中大量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描细绘的生活图画。
《左传》叙事的特点首先是: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运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这种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遵循严格的时空观念,每一件事的记录必定以极简明的文字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参与的人物,叙述事件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记叙每一事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前因后果;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或写活一个场面。
《左传》描述的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杂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首先力求达到的目标。整个社会的政权变更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是《左传》用以描述社会的主要矛盾线索。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追寻着这一线索,这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隙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做出了极明晰的分析,尤其是在记叙谋杀、行刺、政变及战争一类冲突急剧变化的事件中,作者的叙述才能更加得到充分的发挥。例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晋灵公谋杀赵盾(宣公二年)、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左传》作者的成功。
以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为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従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従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参与谋杀的三方面(连称、公孙无知、连称从妹)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做了明确的交代,然后通过三个小人物(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的故事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像其他许多事件的记叙一样,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至结局的完整过程;事情进行的时间顺序、地点和人物都有最简明的记录;并且“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使作品极富文学色彩。
就全书来看,《左传》中“初”字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凡八十六见。以“初”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文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起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叙、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裁剪、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曾说过:“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可以说,这就是后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倒插笔”手法。
《左传》叙事的又一特点是:长于将史实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使历史的记叙故事化。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
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可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而是引出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知晓。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有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左传》作者将其记录下来,恰恰丰富了历史的记事。
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国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春秋经》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那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记录,而《左传》则将它们做了故事性的叙述。尤其是对国君、卿大夫死亡原因的记叙,作者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僖公二十八年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宣公三年郑穆公刈兰,成公十年晋景公梦大厉等等,无不充满传奇的色彩。以襄公十九年晋国大将荀偃之死为例: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瞑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这段故事。对于这位在晋悼公时期建立赫赫战功的大将,作者不仅以这段传说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赞美和哀思。
《左传》叙事中还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曲折地反照春秋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的同时,增添了历史记事的趣味性。人们以龟、筮占卜,或用于裁断重大军事行动,或依此婚嫁做出抉择,或预言官运仕途,或排除某种疑虑,《左传》每每详细采录其卦象和繇辞,并附带记述事件。
书中对各种灾祥、物兆及梦呓的记录更是不可胜数,如蛇相斗、龙见、石头说话、雄鸡断尾、神降于某地等等。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虚妄”的奇闻异事,在当时,显然都是被作为“信史”记写下来的,而在今天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说,在是作者记下了许多他理解或并不理解的事情发展的偶然因素;从文学角度来说,则每一次占卜、物兆的记录都引出一段生动的故事,它们穿插在历史记叙中增加了历史事件的神秘、新奇的色彩,这无疑是极富故事趣味的。
因《左传》记事大量采用传说和传闻,对历史做了较多的加工,为此它也受到不少非议。古代学者常常在肯定《左传》经传地位的同时,指出它的“疏失”。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榖梁传集解·自序》)韩愈说:“《春秋》严谨,《左氏》浮夸。”(《进学解》)又有人认为:“左氏失之浅”(崔之方《春秋经解》),“左氏之失专而纵”(晁说之《三传说》),“事莫备于左氏……失之诬”(《困学纪闻》卷六引胡安国语),“浅于公榖,诬谬实繁(赵匡《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叶梦得《春秋传·自序》)。事实上所谓“诬”或“浮夸”,一是指《左传》记录不真实的事,一是指《左传》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有虚构夸大的现象。这不符合经学家的要求,但却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左传》的文学特征。“艳而富”,说明《左传》记事的丰富且多彩;“浮夸”、“专而纵”,说明它的描写有合理的夸张和形象的创造;“浅”,则是比较通俗的标志。
二、《左传》的写人
《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有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有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娼优,也有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详细的事迹、或较为鲜明者,约占三分之一。
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霸主国君、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书中可以举出十数位赫赫有名的国君: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世称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中兴复霸的晋悼公,逐鹿争霸的阖闾、夫差和勾践,以及因昏聩或奢侈闻名的宋襄公、楚灵王、齐襄公、鲁昭公等。书中还有几十位形象丰满、事迹显著的卿士大夫:在晋国,有跟随重耳颠沛流离、历经艰辛的狐偃、赵衰、先轸、辅助晋悼公复霸的韩厥、荀偃、士匄、魏绛、韩起,尽忠极谏的赵盾,深孚众望的叔向;在鲁国,季氏的三位宗主都是出众的要人,始祖季友、连相三君的季文子,实专鲁政的季武子,逐昭公而主朝政的季平子,还有臧文仲、臧叔仲、叔孙豹、叔孙诺等一些举足轻重的要人;在齐国,有显赫的管仲、谨慎的晏婴以及弑君乱臣崔杼;在楚国,有子文、子玉、子西、子反和子重。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华元、子罕、向戌,都是小国之争中的佼佼者。
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累积型”;另一种是仅记一件事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性格特征,或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郑庄公、楚灵王、晏婴、子产等。有关他们每人事迹的描述,往往在《左传》中延续数年或数十年。
晋文公重耳的形象是诸侯国君中较突出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笔法记叙了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流亡期间,重耳“处狄十二年”、“过卫”、“及齐”、“及宋”、“及郑”、“及楚”、“送诸秦”,千里行程中每到一地,作者就有选择地记下了一两件事,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炼,正在逐渐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一国最高统治者应有的品格。晋文公是《左传》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国君。
《左传》所描写的卿士、大夫一类人物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如近人所言:“《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与管仲、晏婴、叔向、狐偃等相比,子产所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典范。他博学多闻,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叙述本国的历史;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各种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为捍卫国家利益必与大国据理力争;擅长管理,知人善任,有一整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使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败事”。虽然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著功绩,在国际间产生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性格特征是很鲜明的,“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的。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但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好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作者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性格的基本特点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例如《左传》中对石碏(隐公四年)、原繁(庄公十四年)、荀息(僖公九年)、解扬(宣公十五年)、华还(襄公三十三年)、狼瞫(文公二年)、臾骈(文公六年)、臧坚(襄公十七年)等人物的描写,都选取了他们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最感人的事迹,以其灿烂的闪现留在历史的记录中。请读有关晋臣解扬的一段记事:
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员雨>,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
“闪现型”人物中也有许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如寺人、阍人、庖厨、乐师、卜人及刺客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如楚武王夫人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母武姜(隐公元年)、晋献公宠姬(庄公二十八年)、息妫(庄公十四年)、杞梁妻(襄公二十三年)等。凡是在社会生活中起过某种作用、或在国家存亡的斗争中发挥过能力的人,作者或褒或贬,都在史册上给他留下一笔。因为这些人物只展示了性格的某一方面,所以大部分形象显得单一而缺乏丰富的内涵,并且受到当时道德规范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如其中一些人物便成为“孝”、“忠”、“信”、“义”等封建规范的象征。
《左传》写人,如同现代的人物特写,开始使用了描写情节和细节的手段。细节描写是《左传》写人的主要手法。在记写人物事迹或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大量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手法。
城濮之战晋国告捷,在举国庆贺、朝野欢欣的时候,晋文公并没有乐而忘忧,直到子玉自杀,他才“闻之而后喜可知也”。这一情态细节是人物性格的特征性行为,表现出晋文公身为霸主、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先轸怒晋襄公听信妇人之言,“不顾而唾”。这一细节与他激烈的言辞相接,充分表现了他刚烈、耿直的个性。卫献公恃权傲下、得意忘形的形象是由他重新返国时的一个细节表现的:“大夫逆于竟者,执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从进入国境道城门的一段路程,卫献公对在不同地点迎接他的大夫做出不同的反应,从他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足见这位言如“粪土”的国君的修养水平。宋华督父好色,《左传》仅记了他一个细节:“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寺人柳精于侍奉主子,先有宠于宋平公,平公死又求媚于太子佐,在极短的时间里又得到主人的宠信,作者只记了一个细节:“及丧,柳炽碳于位,将至,则去之。比葬,又有宠。”同时,《左传》也通过细节描写交代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左传》中没有对人物直接的容貌和心理的描写,人的外貌和心理活动也是以行动性的细节来表现的。
总之,《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在先秦著作中,是它第一次提供了如此众多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开创了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左传》善于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描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人物性格与时代的政治标准(“礼”)密切相关,表现为明显的伦理倾向。这些特点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和人们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如子产献捷于晋,晋人三问,子产三答,“士庄伯不能诘”;子产坏晋馆垣,但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使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好“谢不敏焉”;烛之武对秦穆公晓以利害的一番话,终于解除了郑国的危难,这些文字已是千载传诵。
刘知几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左传》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辞令,显然是经过加工和润色的,与《国语》中所记大段辞令相比,论理的逻辑更为严密,已经有剪裁和选择性,用词洗练,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左传》的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酣畅淋漓的文风,是历代文人讽诵和学习的楷模。
在《左传》一书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于修辞方面都大量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并采用生动的俗语、谚语和民谣。其中有许多语言具有警句的性质,后世演化为成语。现代语言中的“唇亡齿寒”、“贪天之功”、“数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门”、“余勇可贾”、“一鼓作气”、“上下其手”、“食肉寝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风马牛不相及”等皆源于《左传》。
四、《左传》的战争描写
《左传》在叙事、写人和语言三方面的文学特点,综合起来看,全书中表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部分即是有关战争的描写。《左传》长于描写战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有许多精彩而动人的片段。
春秋时期有数百次军事行动,《左传》详细地描述了其中十三次比较重要的战争。它们是桓公五年的繻葛之战,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僖公二十五年泓之战,僖公二十八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二年肴之战,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
《左传》作者调动各种表现手法记下了丰富的战争实例,力图从中探求得失成败的经验,对各次大战不同侧面的描写,反映了他对每次战争成败原因的看法。在姬宰战争全过程的前提下,战事在哪个阶段上失误、在哪个阶段上取胜,这一阶段就成为作者描写的重点。冯李骅说:“左氏极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秒……篇篇换局,各各争新。”(《左绣·读左卮言》)《左传》描写战争之所以精彩生动、各不雷同,其奥妙正在于此。晋楚城濮之战,《左传》重在描写战前酝酿的过程。从晋伐曹、卫的外围战写起,继而宋国告急、晋设连环计、子玉治兵、晋师退避三舍,直写到重耳占梦坚定出战的信心,两国才开始有正面的交锋。因为此战胜利的关键是晋文公和将帅谋划的结果。秦国在肴之战中失策,并非在秦军经过肴之两陵的时候,战争自冬至春持续了三个月,而秦三帅出征时蹇叔、王孙满就预见到它的败局,所以作者记写的重点是描述战前的情况。还有许多战役的记叙,表现了作者先进的军事思想。
《左传》作者还善于抓住战争中的主要矛盾,通过个别场面和情节来反映战争的全貌。描写角度的不断变换,充分展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战争的发动到结束是围绕曹刿的言行来写的。通过曹刿请见、与鲁庄公论战、同乘指挥战斗的前前后后,将这次战事的全过程展现出来。楚宋泓之战只记了宋国一方,宋襄公与大司马论争的情节贯穿了记叙的始终。宋郑大棘之战,作者在直截了当记录了战事的胜败之后,仅补叙了狂狡被俘和羊斟阵前为乱两个小事。而只是这两件极有意义的小事,把宋国之所以惨败的原因交代清楚了。又如晋楚邲之战,作者采用交叉记录的方式,在酝酿阶段,轮番记录敌对双方将帅议战的内幕;在交战阶段,又通过交叉互进的叙述及细节描写,把双方势均力敌、步步相逼的情形表现出来:致师挑战,设覆具舟,夜窥敌营,疾进骤退,“车驰、卒奔”,“舟中之指可掬”。“马还”。乙卯一日从破晓激战到黄昏的情景,有如一幅逼真的画卷,作者简括、生动的描述,大有“尺幅千里”的效果。
《左传》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战争中的人。《左传》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些人物形象,有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有的优柔寡断,坐失戎机;有的英勇善战,视死如归;有的轻狂骄纵,败死敌手。作者善于在差别中写人,例如同样是英勇善战的武士,或同样是足智多谋的将帅,书中通过种种细节描写写出不同人物的不同表现;即使是类似的情节,作者也注意到不同性格人物所持态度的细微差别。正是这数以百计栩栩如生、千差万别的人物形象,给《左传》的战争描写增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
《左传》的战争描写是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对后代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以及历史演义等其他小说中有关战争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