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对汉以后社会文化各种领域的发展与研究,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在,我就想论述一下《史记》中的小说因素。与汉代以前重于叙事、记言的史书相比,《史记》中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史记》还一改过去史书只记载帝王将相的传统,将目光转向各阶层人物。从国戚朝臣到市农工商,《史记》中的四千多个人物无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在阅读《史记》人物传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一部《史记》仿佛就是一部历史人物的故事集。总之,《史记》对中国后代小说的创作具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史记,小说因素,人物,情节,背景,论赞《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组成。五种体例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全面记载了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情况,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吸取了前人优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内容涉及更加广泛,写作手法更加灵活多样,使其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开启了传记文学著作之先河。《史记》对汉以后社会文化各种领域的发展与研究,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它对西汉以后的史籍的编纂和史学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史记》以其特殊的意蕴和魅力,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发展与创作,包括小说、戏剧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现在,我就想论述一下《史记》中的小说因素。
“小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这里,我将《史记》中的小说因素归纳为三点:一.鲜明的人物形象;二.生动的故事情节;三.宏大的社会环境。下面将一一展开。一.鲜明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塑造人物”,一个形象丰满、个性的主人公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所必需的,而关于这一点,最初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史记》当中。与汉代以前重于叙事、记言的史书相比,《史记》中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最好的证明。
《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中说,《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善于通过尖锐的冲突,生动的细节,精彩的议论,采用烘托、对比、夸张以及互见等手法,把历史人物刻画得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于是,我们看到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看到了忠诚无私、“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旦,看到了品格高尚、对待祖国矢志不渝的屈原……
同时,《史记》还一改过去史书只记载帝王将相的传统,将目光转向各阶层人物。向上,有历代帝王:《秦始皇本纪》、《五帝本纪》、《高祖本纪》……向下,有医卜倡优等平民:《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从国戚朝臣到市农工商,《史记》中的四千多个人物无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那么,创造出这么多生动人物的太史公笔法究竟有何玄妙之处呢?不得不提的就是“互见”。《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譬如在《高祖本纪》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刘邦高于常人的一面:他与众不同,生来有帝王之相;他领导起义,与项羽争夺天下;他善于用人,故而赢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司马迁对于刘邦这个人物的塑造并没有止于此,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它人物传记,如《项羽本纪》中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一个完整的形象就被成功地塑造出来。互见手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成功地把人物加以类型化。
“互见”手法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独创,而它的运用在后世很多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其中曹雪芹更是将其运用得淋漓尽致。在《<红楼梦>主题的文本解读》中就提出,“红楼梦一书讲就互见或称勾连手法,意即前后相互参照,而这种手法最初源自《史记》。”
除了“互见”之外,司马迁还善于运用细节描写与对照手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这一例:《高祖本纪》中刘邦见秦始皇出游时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羽本纪》中项羽也同样感慨:“彼可取而代之也。”两处相似又不同的细节将两个人的性格在对比之中恰好地展现出来,所谓后者“悍而戾”,前者“津津不胜其羡”。(清�6�1王鸣盛)
通过运用以上各种手法,司马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形象丰满的人物。同时,“历代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手法,许多在《史记》中都已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处处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那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也无时无刻不让人难以忘怀。
司马迁就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难怪茅坤在论《史记》写人的感染力时称: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二.生动的故事情节
说到“讲故事”,历代小说恐怕都得向《史记》看齐——司马迁写活了历史,在秉笔直书的基础上,让《史记》中那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演绎出一件件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阅读《史记》人物传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一部《史记》仿佛就是一部历史人物的故事集。几乎每一篇人物传记都包含着一个或多个,或大或小,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精彩故事。“这些故事总的特征是数量多、题材广、人物杂、带有明显的小说性等。”(论《史记》的故事情节)说到这里,《史记》的第二个小说因素也自然显现出来——这就是生动的故事情节。
大凡读过《史记》的人无不感慨其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司马迁善于抓住矛盾的中心,采用白描、渲染等手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如:破釜沉舟(《项羽本纪》),完璧归赵(《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廉颇蔺相如列传》),图穷匕见(《刺客列传》),背水一战(《淮阴侯列传》)等。
《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提到,“《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段戏剧性的情节: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是《刺客列传》荆轲部分的最高潮,在前文层层的铺垫之下,荆轲与秦舞阳终于手捧木匣与地图得以觐见秦王,司马迁用短短六字“乃朝服,设九宾”表现了现场的气势宏大,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此次行动的艰巨。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秦舞阳竟然“色变振恐”,因而“群臣怪之”,读到这里大概没有人会不紧张的。然而荆轲“顾笑舞阳”,镇定地向秦王做出了解释,一个“笑”字将荆轲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英雄形象一下子展现出来。读到这里还不能松口气,读者的神经都已高度紧张起来——胜败在此一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高潮迭起!荆轲手提匕首逐秦王这段,文字大多用短句,两三字间那种急促紧张的气氛跃然纸上。此时司马迁的镜头紧紧对准事件的中心——荆轲与秦王,一个追,一个逃,大殿之上激烈无比,那殿下的众人呢?司马迁也没有忘记,他以旁白姿态解释了无人上殿的原因,却又颇为讽刺地道出“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最后,故事逼近结局,“轲被八创”,但是司马迁没有草草收尾,他写荆轲“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笑”“骂”二字活生生展现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壮结局。一路下来,情节环环相扣,让人读罢不能自已。
《史记》中精彩情节数不胜数,单举一例就足以感受到司马迁纵横捭阖的笔锋,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他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也因而引得后代无数小说作者学习模仿,清代的蒲松龄就是其中一例,他的《聊斋志异》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同为传记体,他学习了太史公笔法,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人物的经历,而是注意故事构造的曲折有味,因此紧紧地吸引了读者。三.宏大的社会环境
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它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而说到《史记》中的小说因素,就不得不提其宏大的社会环境描写。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并非单薄的存在,在他们的背后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如同一个大舞台,让演员站在上面显得不再孤立。同时在通过这个舞台我们不仅可以对其人其事有深刻理解,而且能更进一步地,对整个当时的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作为一部以中国古代的治乱兴亡为背景、追求“历史与人性”的著作,《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司马迁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
在《史记》之前有编年史《春秋》,国别史《国语》,政治史《尚书》等,但都没有像《史记》这样包罗各方,又融会贯通、脉络分明的通史。它体大思精,包罗万象,通过描写起伏跌宕的事件情节,展示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作者司马迁采用顺叙、倒叙、插叙等手法,在故事中不急不徐地推出整个社会环境,于是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在《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中,狡诈的刘邦,自负的项羽,彼此间为了那金銮殿上的宝座而明争暗斗,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被推动向前,并且代代如此。在《滑稽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倡优等地位低下的小人物的智慧,他们的爱民之心与君主的昏庸无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朝廷的弊端。在《刺客列传》中,易水送别是全文仅次于荆轲刺秦王的高潮情节,“白衣冠” “士皆垂泪涕泣”下是难掩的伤感, 而荆轲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更是将悲壮之情渲染到了最高。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在叙述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秦汉文学-司马迁与史记》)
在此之后,历代作者将这一手法运用到小说中,起到了渲染气氛、烘托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可以说是《史记》的又一大重要影响。而其中深得太史公笔法的当属曹雪芹,他笔下的《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关系错综复杂,牵连不断,虽然主角是宝黛二人但却展现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经历的兴衰。甚至透过贾府我们可以深层次地了解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大家庭中的种种罪恶。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不得不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此,《史记》中三大小说因素都已到齐: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宏大的社会环境,无一不展现着《史记》巨大的文学魅力。但是,《史记》中的小说因素还不止于此,这里我想再提一点,那就是作者论赞。
论赞,即文末议论和评述,在这其中,司马迁本着“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知人论世理念,着力凸现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优先品格和高尚灵魂,渗透着他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刻解读。
《孔子世家》中一句“心乡往之”表达了作者的尊崇、钦佩与仰慕;《屈原列传》中从“悲其志”到“怪”到“爽然自失”的心理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同情痛惜屈原,肯定屈原的人格和追求,鞭挞朝廷的黑暗的情感;《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首先对项羽表示高度的肯定“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然后又仔细分析了项羽失败的原因,表面上是责备之意,其实充满了痛惜之情。如此种种,这些论赞既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又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使读者从更高的层面理解历史。
而之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小说的因素之一,是因为这种司马迁首创的论赞体制对后来的小说作品有深远影响。如唐传奇《李娃传》、《杨倡传》中篇末议论方式就源于《史记》的论赞,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更是直接摹拟《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统观中国古代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是随着《史记》、《汉书》的带动而蓬勃兴起,这时的小说与历史相互错杂,许多作品的界限难以划分;唐人小说是《史记》文学成就的真正继承者,其篇章结构、其语言韵味、其写人叙事的方法都与八百年前的《史记》一脉相承;元代以后的短篇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都明显地受着《史记》故事题材、情节结构、人物精神面貌的传承等影响(《史记》新读)。总之,《史记》对中国后代小说的创作具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著作的开端,以其特殊的意蕴和魅力,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发展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里所提的小说因素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正史鼻祖,文章大宗,《史记》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地方。
《史记》不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