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并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1938年11月初，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岌岌可危。国民党采用焦土政策，制定焚烧长沙计划。但一系列偶然因素让大火完全失控，致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房屋被毁，长沙亦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因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里（即夕）故称为“文夕大火”。

1938年，大火发生几天后，酆悌、文重孚、徐昆被枪决。1939年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沙会战。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东亚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随枣会战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在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