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性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首先，世界格局是指各国或国家集团在合作与竞争中、在实力上和利益上达到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在这种状态下，任何试图改变现有均衡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其次，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在于各种力量在形形色色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综合实力。一国或国家集团的综合实力主要取决于市场规模、货币与金融、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国土、制度的稳定性以及与治理合法性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等六个要素。
总体上看，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由来已久，但于今尤甚。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血腥味的或明火执仗式的对外扩张。时至今日，全球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基本内容和实现方式都已经变成为，在保障所谓“普遍人权”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框架下，按照市场规则，也就是通过清晰界定和严格保障财产权、自由竞争、利润最大化等原则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得以实施和贯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谋取利益。
当今世界格局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主导并利用现行各种国际规则，保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第二，美国是这个既得利益国家集团中影响力最大、也最咄咄逼人的力量，同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力也在急剧提升。第三，在确立和实施国际规则的方式上，明显带有地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并开始呈现出北美、欧洲并立和亚洲加速组合之势。第四，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建立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愿望，但在形成集体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方面，还存在重重障碍，尚需要下大力气加深合作。
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得益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和市场开放，而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也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也得以积累。然而，全球化在为世界提供“共赢”机遇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挑战。整个国际分工链条中，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科技、人才、营销和消费方式上的优势或先机，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成为全球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
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的进程中两种基本路径业已显露，并大致勾勒出了未来世界的结构。美国和欧洲在建立国际秩序或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做法上的分歧趋于明朗化，正在形成所谓“美国路线图”和“欧洲路线图”。美欧分歧的核心不在于“自由民主”本身，而在于自由民主之合法性的来源。亚洲，一种有别于“美国路线图”和“欧洲路线图”的“亚洲路线图”正在酝酿之中。
世界格局变化或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关系的调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较为剧烈地表现出来。健全的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所谓“两大一小”的格局已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即美元和欧元“双寡头”，外加日元“小伙伴”，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
国际规则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这种提升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国际规则或惯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政治实体所接纳。第二，越来越多的问题或领域都被纳入国际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内。第三，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交往和纠纷的解决越来越倚重双边或多边国际规则。第四，对某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能够影响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国家而言，各类国际规则已成为它们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第五，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过程中的综合实力，或一国的综合实力之大小。第六，国际规则的“非中性”，亦即在同一规则下各国损益程度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的特征愈发明显。第七，滥觞于发达国家的种种规则或惯例正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化，诸如公司治理规则，若干年前由少数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家制订的“巴塞尔标准”等，正在变成某种一般原则；“普林斯顿普遍司法权原则”，即不允许犯罪以主权豁免和国界神圣为由而逃避惩罚，以及所谓“华盛顿共识”，也正在或一度成为全球性说教。
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团结起来，但要真正合成一股力量还需要跨越许多障碍。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也还是有成功范例的。然而，共同利益只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数量过多，考虑到各国因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各异其利益也有所不同，同时考虑到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分担和收益享用常常不对等，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分化政策，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形成一股国际力量的难度巨大，因而它们在制订国际规则的谈判过程中经常处于劣势。
尽管民族国家或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却遇到了挑战。国家主权成为问题是因为：第一，伴随全球化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化而出现，或得到加强的超国家组织机构的作用增大，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需要多国合作方能解决的全球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比如臭氧层遭到破坏；第三，虽然理解和解释差异很大，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存在着某种超越主权国家的普遍权利或价值，比如人权；第四，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自愿地放弃原本属于国家主权的权利；第五，诸如跨国公司和“透明国际”这类被称之为“非国家行动者”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急剧增长。结果，原有的绝对主权概念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所谓“有限”或“弹性”主权观念的挑战。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问题空前严峻和紧迫，需要而且必须通过尽可能多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方能解决，亦即进行全球治理。全球问题主要是指那些涉及整个人类福利的长期和普遍问题，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六大类：贸易与投资规则的确立与执行；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以恐怖主义、腐败、洗钱和非法移民等方式表现的跨国犯罪；人类健康，其中特别涉及到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和对转基因有机体的管理；环境与资源，包括气候、污染、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保护等；安全，包括防止地区冲突、多边维和，以及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
从长期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所谓“崛起”，就是确保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就是增进中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就是使世界体系在今后的发展和运作中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就是让中国的实际利益和权利在现行或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就是给中国以机会对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所谓“和平”，无非是说中国实现崛起的目标是为了世界和平，采取的手段也是和平的，亦即要通过参与国际分工，通过遵守现行国际规则，通过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积累起来的和新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实现崛起，而不是做现行国际制度的挑战者或破坏者。和平崛起既包含了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拒斥西方控制的决心，也展示了中国虚心接受外来进步影响的胸怀，更表明中国寻求的是一种天下主义的、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