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那年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忘的事就是参加高考。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中学生的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是考大学，考上一个好大学。同时，社会、学校、老师、家长给我们造成的一个舆论环境就是——考不上大学就完蛋，几乎就等于提前宣判你人生的失败，就是地球末日；考上大学就革命胜利共产主义实现，就上对得起党和国家民族，下对得起父母老师列祖列宗亲戚朋友，还捎带着还对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读。那阵势，简直比近现代小说里描写的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举人秀才们参加会考还可怕，所以，当时中学课本里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范进中举》的，基本上不用老师怎么讲解分析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同学们就已经理解的很深刻很到位了，甚至比老师讲的还要入木三分，因为大家都是感同身受啊。

本人中学六年就读于南京师大附中，号称改革开放后教育部第一批钦定颁布的全国十三所重点中学之一，与北京的景山学校、天津的南开中学等齐名，在当时有全国中学里“王牌中的王牌”的说法。在南京乃至全江苏，所有的中学生及其家长，都以进入这所学校读书为荣，那风光劲就好像中进士之前已经中了举人，而且是几乎肯定必然要中进士提前买了必中保险一样，走在路上，就凭胸前的校徽，就可以趾高气扬傲视四邻，如同今天谁开着一辆宾利跑车走在北京长安街上一样。那年月，连南京的“片儿警”（派出所警察，分区管理不同街区治安的）都知道自己的管片里有几个南师附中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就是自己辖区里的“名人”了。

在这样一所中学里读书，在那个年代最大的好处就是，学生们其实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地苦读，而是整天玩乐游戏嘻嘻哈哈地就过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同学里80-90%都是当地各大高校教职工的子弟，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臭老九的孩子们，天生读书就比较有办法，或者叫家庭熏陶耳濡目染，总之，大家学习起来效率高领悟快，加上各科老师都是全市最好的，教学得法，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寓教于乐，所以大家课余时间很多，每天下午好几个小时都是泡在操场上打球、踢球，还有各种其他的玩法，比如什么航模、美术、音乐兴趣小组等等。并不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有16个小时都在读书、做题、背诵或者进行各种模拟考试，接受类似集中营式的魔鬼训练。好像那个年代采取这种填鸭式方法的学校很多，大多是因为教和学都不得法，结果是老师和学生都倍受折磨。

我一生中踢球最频繁运动量最大的时间，就是在中学这六年，几乎天天下午3点以后就长在球场上了，直到天黑回家。也没觉得耽误了学习影响了考大学。同样没有被踢球或者打篮球耽误的还有我的那些同学。

长话短说，到了高三，眼看传说中的高考就来了，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好比马拉松跑到最后已经进了体育场只剩下最后这一圈了，为了观众您也得有个比赛的样子吧？于是，老师加大了监管力度，家长配合，学生们努力，大家都向高考发起了最后冲刺。据说很多同学熬夜苦读加班加点，老师也开始了考前的专项训练，应试技巧猜题功夫升级换代，南师附中的高三学生和老师们，也必然要加入那场全国人民PK高考试卷出题者的智力竞赛。

我还是跟从前一样，按照老师的部署完成功课，自己没有想法去主动“加练”。由于老师们的考前训练计划作的详细周密而且针对性很强，只要跟上进度，就足够了。同时，时间也不剩下多少了，再偷偷加练就只能不睡不吃了。我唯一痛苦的是，想踢球也找不到几个人了，毕竟大家都很忙，而且，如果我拉着别人踢球，还被老师们不喜欢，觉得我不仅自己不刻苦用功，还耽误别人。

那时候，我们一群踢球的好友，都是从初一开始就进入这所中学，从挂着红领巾的小男孩，一起混到18岁大小伙子的年龄，其间因为中考，大家的班级组合打乱重组，后来又因为文理分科再次打乱重组，所以，大家除了上课坐在不同的教室里，平常根本没什么班级的隔阂，总是以兴趣爱好分成一群一伙的。踢足球的这伙，总归天天课外时间都一起泡在球场。老师们也都知道。

到了高三，有一天下午的体育活动课时间，我拉着一伙人兴高采烈去操场踢球的路上，遇到两位理科班的班主任，看到这伙人里有几个自己的学生，就很不高兴地拦住他们，低声训斥了几句。结果是我们本来踢7人制比赛的计划，变成了篮球架子下的三对三“蝎斗”——多年后我看到耐克的这个广告，还觉得是再现了我们当年的创意。后来被训斥的同学告诉我，他们的班主任的大意就是：你们到了这个时候还跟着他踢什么球？考不上大学看你们哭都来不及！他倒是没问题，你们行吗？俨然我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转眼到了1986年6月，离7月7、8、9号的三天高考只有一个月了。这时，一件大事发生了，这件事，对我的高考，乃至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的父亲和我之间，为了这件事，第一次平等地像两个男人一样地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讨论，作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