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重点转向了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认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法国需要恢复其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并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试图窃夺国家权力的势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必须被摧毁。然而，在战后及至整个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戴高乐在战争期间能够完成使命，但战后却无法继续实践的原因的疑问。

戴高乐认为，这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及执政的政党与政治家们。他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的领导下，法国除了执行美国的命令外，自身几乎无所作为。美国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控制力量，无论是财政上的马歇尔计划，还是安全上的北大西洋公约，都表明了美国对法国的主导地位。然而，将所有责任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可能忽略了客观的历史条件。

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并不完全听命于美国。在对德政策、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与美国存在分歧，甚至有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法国在核武器发展计划上也独立于美国之外。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的客观历史条件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亲美大西洋政策。戴高乐自己也承认，1946年初被迫下野，原因在于实业家对他的行动感到不安，担心这会扰乱他们依赖美国援助的前景。

戴高乐试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但这一设想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主导世界的国家。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美国将西欧国家控制在掌心，形成与苏联在欧洲对峙的冷战格局。西欧国家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被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依赖美国，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法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都与公认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趋于一致，大多数传统政治势力以及社会舆论都赞同这一选择。

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美国与西欧国家在实力对比上开始发生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绝对优势地位变为相对优势，西欧国家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对美国进行全面依赖。经济上的竞争和政治上的利益要求逐渐显现，导致西欧国家要求摆脱长期依赖美国的地位。这一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以及西欧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内在需求。

综上所述，戴高乐在战后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对西欧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不得不接受亲美大西洋政策，以求在经济和安全上获得保障。尽管戴高乐有继续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愿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