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自13岁即帝位，在位41年，以宽仁治天下，是历史上第一位庙号“仁宗”的帝王。在位这么就，还能得到“仁”的称号，他的“仁”自然不会是假的。
根据《宋史》所载，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天生的非常仁慈。
宋仁宗的“仁”，有很多表现。
对于天下，宋仁宗心系黎民百姓。每逢水旱等等自然灾害，仁宗都会亲自祝祷，为民祈福，并予以赈济。同时，仁宗又轻刑法，经常将囚犯罪降一等，而轻者直接开释，很多冤狱也得以昭雪。
对于士人，宋仁宗时期鲜有文字狱发生。仁宗非常痛恨罗织罪名，陷害他人的行为，所以，他曾下旨，凡是因为误判使人获罪的官员，终身不再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别有用心之人，借用摘取个别字句陷害他人的文字狱的发生。同时，也让仁宗时期，文化一度繁荣到了一个高峰，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就生活在仁宗时期。
据说，苏辙当时参加进士考试，考卷中直言，说他听说赵祯宫中有美女数千，终日歌舞饮宴，纸醉金迷，不关心天下百姓。这要是在明清时期，恐怕早就被夷三族了。可是，赵祯知道后，不但不罚，反而夸赞苏辙敢于直言，特点了苏辙进士。
而在科举中得罪了宋真宗，“奉旨填词”的柳永柳三变，也是在宋仁宗赵祯的开恩之下，终得以入仕为官。仁宗此举把柳永给感动的，发自内心的填词歌颂仁宗。
从苏辙、柳永的事情，已足见仁宗之仁。
整个宋朝相对而言，对于士人都非常宽容，所以，即使有文字狱发生，通常也不像明清时期那么惨烈，多数是贬官、外放、发配了事，很少杀戮。
对于官吏、后宫，宋仁宗也较为宽容。仁宗时期，朝堂、宫廷斗争时有发生，多数都是贬官，罢黜。比如著名的坤宁宫事变，四名醉酒的侍卫竟然深夜在宫内闹事，大肆杀戮，差点伤了仁宗。最后，也不过是以击毙了四名闹事的侍卫，将侍卫头领，以及相关责任人贬官外放了事。
《宋史》中，更是记载了宋仁宗对于宫中奴仆的体恤。说是有一天夜里，仁宗饥饿，“思膳烧羊”，想吃羊肉。但是，仁宗怕由此形成惯例，导致御厨夜夜宰杀羔羊备着，所以，宁愿挨饿，也不让身边的人去传膳。
而在野史稗记中，记录宋仁宗的此类事件更是非常多。比如怕跟随的仆从被罚，忍渴不言；拒绝吃官员献上的每枚价值千钱的蛤蜊；吃饭时，吃到了沙子，还不忘叮嘱身旁的宫女，不得说出去。
宋仁宗的“仁”，正如《宋史》中所言，是出于天性，并非装出来的，是真的“仁”，这是毋庸怀疑的。
只是，有时候，仅仅是妇人之仁，却不一定有利于天下百姓。
宋仁宗治下的百姓
从宋仁宗自身而言，肯定是希望天下百姓生活富足，幸福安康的。仁宗因此才会在灾荒之时，为百姓祈福，减少受灾地区的赋税，给与钱粮赈济。又降低刑罚，督促官员，公正审理各类案件。
但是，宋仁宗并没能解决宋朝立国以来的积弊，而这些积弊才是真正能够时时刻刻影响百姓生活的根源。
宋朝实行抑武扬文的政策，在官职设置上，又实行官职差分离制度，只有被差遣的官员，才具有实权，才是真正做事的官员。宋朝不但被差遣的官员非常多，还有大批闲散的官员。这就引发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冗官。再加上宋朝的俸禄很高，所以，宋朝廷等于花了很大一笔钱，却白白养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员。
另外还有冗兵问题，宋朝养了数十万拱卫中央的禁军，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整个宋朝，中央禁军，加上边军，有上百万之巨，每年消耗掉了宋朝近七成的财政收入。
而宋仁宗虽然个人节俭，却有个无法戒掉的“坏习惯”，各类庆典祭祀活动繁多，花销巨大。仁宗不吃羔羊、蛤蜊，节省下来的那一点点钱粮、对于祭祀庆典而言，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宋仁宗虽然自己不喜欢修建居住、游乐用的宫殿、别苑，可是他非常喜欢修建佛寺宫观。而且，仁宗还很慷慨，动不动就给官吏、奴仆各类赏赐。这些开支加起来，相比仁宗省下来的那点钱，巨大多了。
宋仁宗要花掉这么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难道是从贵族、官吏、士大夫哪里收取？肯定不是。这些钱自然大多数要出自普通百姓那里，宋朝的赋税是很高的。
再加上宋仁宗时期的土地兼并严重，甚至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地步。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凄惨的。仁宗朝总人口的增加，并不代表百姓生活变好。
原本1000钱给2个人用，1人有500钱。可是现在，虽然有1200钱，总收入增加了200钱，却要分给3个人用，每人只有400钱而已。多出来的人口，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被他们留下，而是被剥削走了。这也是宋朝国家财富很多，但是，农民起义却非常多的原因之一。
这些从百姓手中剥削走的财富，都流入了贵族、官吏，以及富商巨贾的腰包之中。皇帝经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而百姓的日子也是愈加的困苦。这也是范仲淹、王安石先后要进行变法的原因。只可惜，每次变法，都不成功。可见，当时的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庞大强盛。
宋仁宗之仁，主要受益者是贵族、官吏、士大夫，以及富商巨贾阶层。仁宗想对百姓好，但实际上却让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困苦。不能不说，宋仁宗因为能力所限，好心办了坏事。这也正应了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