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半和小品，都是艺术表演形式。属于说唱艺术“说”的范畴。

三句半的历史已经很长，大抵在宋朝以后就很时兴。起初是文人们在一起相互戏谑、讥讽的即兴口头创作文学；比如大学士解晋就是说三句半的高手。当年的三句半即景生情，即兴发挥，也就一两段而已。真正引入说唱表演艺术形式，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鄂西北地区最先创作有情节，有人物，有故事，有冲突矛盾的三句半，好象是从竹溪县传开的。那个著名的三句半中有四个人物：媒婆、算命瞎子、道士、巫婆。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段是道士自己说的：“手中拿罗盘，起坟把地看——闹得死人都不安，混蛋！”主题是明显批判封建迷信的。说得很形象很生动。从此，三句半广泛传开和流行。它的流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觉得三句半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还有锣鼓敲打，也有热闹气氛。遇到汇演，就拿三句半抵差。

其实，那是一种误会。要演好三句半，说好三句半，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是不在行的人把三句半搞庸俗化了。认为说几句，敲打锣鼓转几个圈子就成。真正的上品位的三句半，比做诗还难，它的前三句是诗的起、承、转、合，最后俩字是升华主题，是“诗眼”！三句半很讲究押韵，不是葫芦架母猪胯的乱球扯，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瞎凑合。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和常识，我在《楚风余韵》里与朋友们交流的不少。

再说小品。小品从前并不是单独的表演艺术形式。是话剧传入我国以后，为了锻炼和考核话剧演员，导演临时出个题目——比如“王婆卖瓜”吧——就让演员马上表演出来，看你眼王婆象是不象，那卖瓜卖的是不是很有情节很有技巧——是用于考核演员的基本功底和体会剧本和角色如何的。小品作为单独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声艺术大滑坡的情况下，舞台上的笑声太少的严峻形式下，由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率先把小品作为单独的表演艺术形式送上舞台，送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承认和拥护。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涌现了赵本山、黄宏等小品“专业”表演艺术家。从此的小品，不再是只供话剧锻炼演员的，而是走向了开放和开明，在以话剧说白为主的基础上，把相声的包袱、悬念、扣子、噱头和说、学、逗、唱的看家本领和模仿功夫都拿了过来，把民间的顺口溜、莲花落、时政歌谣、手机段子，迪斯科、 群体舞蹈、广告语言什么的也都可以拿过来，为小品所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把三句半表演引进小品表演，应该也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有朋友却说竹山汽车站用三句半形式表演的小品不是小品，而是三句半。说这话的朋友或者是领导，如果是年岁不小，我估计很健忘；如果是年纪不大，我估计是没有赶上——竹山县1980年的全县文艺汇演中，就有一个小戏剧《拉关系》（任本林创作/乔本义主演）就是用三句半的形式演出的，取得很大的成功。前来的省市艺术家说是艺术创新，丰富了小戏剧的表演手法和手段。很值得提倡和推广。如果说三句半用于小品就不是小品，那么，赵本山好几个与宋丹丹合作的小品完全是坐在那里对话，基本没有任何动作——是不是算对话，不算小品了呢？！

现在，我想没有必要研究三句半不可以入演小品，而是要重视竹山的文艺节目还很不丰富的问题。尤其是农村文艺节目还很贫乏的问题。文章要结束，也有必要还说一下什么是戏剧：凡是有人物，有地点，有情节，有故事，有矛盾，有冲突的，且有解决矛盾冲突的艺术手法的，都可以称之为戏剧。竹山汽车站的三句半小品《同行警示》，是符合以上条件的。且别管他是谁写的。就是我写的，开展文艺批评是很正常的。不过，也要用艺术本身说话，而不是用“领导”这个意义说话。遗憾的是，小品——至今专家们还没有把它划归戏剧范畴，还属于“曲艺”，而在艺术辞典里，却没有三句半。要钻牛角尖，先从这里钻吧。我想，管他什么形式，只要不是反动的，只要是健康的，只要是人民群众欢迎的，先演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