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逋（967一1028）字君复，汉族，浙江大里黄贤村人（今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宋仁宗赐溢“和靖先生”。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 诗句佳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外号“诗佛”。王维四十岁后，随着李林甫执政，唐代政治逐渐走向腐败，他的政治热情受到压抑，逐步走上一条回避政治斗争，追求的闲适的生活道路。他先是在终南山、蓝田、辋川等了隐居，身为官吏，却全身远祸于林下。期间创作了许多优美的山水田园诗。此乃其山水诗。创作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盛唐的殷在《河岳英灵集》中评价王维的诗曰：“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范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我囯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
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嵇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著作有《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有范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严光，本姓庄，史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一名遵，字子陵，东汉会稽余姚人，流寓于桐庐。严光少有高名，王莽天凤中（14~19），严光在长安遇到刘秀，于是两人同受业尚书，结成好友。当时刘秀尚微贱，得与严光交友常引以为荣。刘秀起兵反莽，严光积极拥护。新地皇四年(23)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刘秀何时登位做皇帝还在犹豫中。前将军耿纯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依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因望攀龙附凤、附凤翼，以成其所志也。”就是说，跟随刘秀打天下的人，是为了做官，荣宗耀祖。严光对“攀龙附凤”甚不感兴趣。更始三年（25）六月，刘秀登基做皇帝，定都洛阳，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
刘秀登基后，仍十分怀念严光，令海内各处寻找严光下落，并使画工绘成肖像，到处张贴。建武五年（29），有人奏报，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钓泽中，刘秀知是严光，忙命有司备了马车，带了礼物，将他请到洛阳。严光旧友大司徒侯霸遣使奉书问候。因侯霸在王莽朝初任过淮平大尹，现在又居显要，严光看不起他，只给侯霸送了一个口信，说：“君房（侯霸的字）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意思是说臣子辅助君主以仁义治国家，则天下悦服；如果只知阿谀奉承，对君主的错误主张也一味曲从，就难免会受到腰斩颈断的极刑。刘秀亲自去看望严光，严光高卧如故。刘秀到床前问道：“子陵，你何故不肯相助我呀？”严光回答：“从前唐尧是有道明君，想请巢父帮助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司，认为耳朵都被弄脏，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刘秀将严光请入宫内，叙起旧事，当面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并不称谢，亦不辞行，回到桐庐富春山中，过着垂钓生涯。
严光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在当时被视为清高，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对他赞赏备至。在范仲俺们看来，在群彦攀龙附凤、热衷争名夺利的世风下，严子陵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确能收到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功效。所以他在知睦州时，修筑严子陵祠，并撰《严重重祠堂记》，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光告诫侯霸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的两句话，在当时确是辅君治国要诀。可见他的心中装着国事、装着人民，后人对他“不事王侯”的高风亮节这样赞赏也就可以理解了。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张三丰
张三丰。生卒年不祥。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宝，又字君宝，号三丰，丰又作峰。较为可考的说法，张三丰约活动于元延佑(公元1314
——1320)到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间。为辽东懿州 (今辽宁
)人，后人以他为隐仙派。或说张三丰是宋或元甚至金时人，其籍贯，亦有“平阳”、“猗氏”、“宝鸡”说。
明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封为“通微显化真人”。
宪宗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封其为“韬光尚志真仙”。天启三年(公元1623)熹宗称三丰降坛显灵，封其为“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
传奇与史实：
张三丰“姿态魁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暑唯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读书经目不忘，博学多才，能诗书。洒脱不羁，颇具神仙风度。他不修边幅，又名“张邋遢”。
张三丰有颇多传说
：传说宋末宋徽宗曾召之，故“或言三丰金时人”；三丰武功惊人，传说曾单拳击杀贼百人；修为有成，传说他能辟谷神行，死而复生。据其自述，曾任县令，后弃官出家为全真道士。曾于终南山遇火龙真人传以丹诀。
张三丰游武当山，与其徒在该山“去荆榛、群瓦砾”，创草庐以修道。预言
“此山异日必大兴”，嘱其弟子“善守香火”。不久离开武当山，云游至四川，在青城山和鹤鸣山访真揽胜。首创太极拳注以为修道健身之用，今日大行于世。
张三丰号称“隐仙”。一生不慕荣利，遁世清修。遨游四海，行踪莫测。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到处寻访他，竟毫无踪影。此后明成祖永乐年间又多次遣张宇初及其他人寻访，亦未得见，遂大修武当山宫观，
使三丰“异日必大兴”的预言应验。
明代诸帝的慕求与褒封，和张三丰高深莫测的道行,以及张三丰本身“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飘忽行踪，令张三丰的神仙传说历久不衰，一直到清代，甚至近代现在，仍有遇张三丰传道的事迹流传道门、民间
。
著述及思想：
张三丰高倡三教同源一致。
认为自古道法分正邪，道儒释皆为正教，三教虽创始人不同，但都「修己利人，其趋一也。」因此，「牟尼、孔、老皆名曰道」。他在《大道论》说：「儒也者行道济世者也，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也。」他主张修道就是修「阴、阳、性命」之道，「三教圣人皆本此道而立其教也。」他主张「玄学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而后可以成仙」。其着作较多，